标题: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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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来自: 唐狼(见贤思齐) 2008-08-22 22:40:35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
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有些人认为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
并无变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记录所否定。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在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可惜非常分散。这篇论
文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分析,希望把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轮廓


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而温度的变化在冬春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我国冬季温度主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所控制,升降比较统一。因此,本文以冬季温度
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

近五千年的时间,根据材料的性质,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
0——1100年)

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用C的14次方同位素测定为约5600——
6080年前)和河南安阳殷墟(约公元前1400——1100年)的发掘表明,当
时猎获的野兽中有竹鼠、麞和水牛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而现在西安和安阳一带已经
不存在这些动物了。此外,在殷代留下来的甲骨文上可以看出当时安阳人种稻比现在大
约要早一个月。在山东历城县发掘龙山文化遗迹中找到一块炭化竹节,有些陶器外表也
似竹节。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可直到东部沿海。根据这
些事实,我们可以假设,五千年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1°—3°纬度。
对照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温度,可以说五千年前的仰韶到三千年前的殷墟时代是中
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比现在年平均温度高2℃左右,正月份的平均温度高3°—5℃。
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公元1400年)

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常常用肉眼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
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是物候。物候学也可以说是没有观测仪器时代的气
象学和气候学。我国劳动人民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便开创了这种观测,积累了三千年的
丰富材料。

中国的许多方块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周朝(公元前1066年开始,定都于西安
附近的镐京)初年的文件中,如衣帽、器皿、书籍、家具和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
,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可见周初黄河流域竹类广泛生长,而现在则不
行了。商周时代,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
很重要的事。人民采用各种方法来定春分,作为农业操作的开始时期。当时位于山东近
海的郯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的最初来到以定春分,但是现在家燕3月22日才到长江
下游。郯城和长江下游的上海两地的年平均温度相差1.5℃,正月平均温度相差4.
6℃。这个结果与考古时期用竹子分布区域变化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周初温暖的气候不久就恶化了,汉江在公元前903年和897年就两次结冰。但是,
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81年)又和暖了。《左传》中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
冬,冰房得不到冰。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到处可以生长梅树。《诗经》中就有五次
提过梅。《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
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都无梅树了。而且在商周时期,梅子被普遍用来调和饮食,因
当时不知有醋。这说明梅树的普遍性。战国秦汉时期,气候继续暖和。清初的张标研究
了秦朝《吕氏春秋》中的物候资料,认为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汉朝司马
迁在《史记》中描写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分布,如桔在江陵(四川),桑在齐鲁(山东)
,竹在渭川(陕西),漆在陈夏(今河南南部)。这些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都推向
北方。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筐盛石子来堵口,
可见那时河南淇园竹子的繁茂。

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国都洛阳晚
春还降霜雪,但冷的时间不长。当时,河南南部的桔和柑还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
曹操(公元155—220)在铜雀台(今河南临漳西南)种桔,已经不能结实了,气
候已比司马迁时寒冷。曹操儿子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广陵(今淮阴)视察十多
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结冰,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
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这种寒冷继续下来,直到第三世纪后半叶
,特别是公元280—289年这十年间达到顶点。当时每年阴历4月份降霜,估计那
时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2℃。南北朝时(公元420—579年),南京覆舟
山筑有冰房,是用以保存食物新鲜的。那时南京的冬天应比现在要冷2℃,才能提供储
藏需用的冰块。约在公元533—544年出版的《齐民要术》,总结了六朝以前中国
农业最全面的知识。根据这本书,当时黄河以北阳历4月中旬杏花盛开,5月初旬桑树
生叶,与现在相比约迟了两周到四周。此外,书中还讲到当时黄河流域石榴树过冬要“
以蒲藁裹而缠之”,也表明六世纪上半叶比现在冷。

隋唐时代(公元581—907年)中,在第七世纪中期,气候变得和暖了。公元65
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冰无雪。八世纪初和九世纪的初和中期
,西安的皇宫里和南郊的曲池都种有梅花,而且还种有柑桔。公元751年皇宫中柑桔
结实,公元841—847年也有过结实的记录。柑桔只能抵抗—8℃的低温,而现在
的西安几乎每年的绝对最低温度都在—8℃以下。到公元十一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
梅树了。宋朝诗人苏轼(公元1036—1101年)有“关中幸无梅”的诗句。王安
石(公元1021—1086年)嘲笑北方人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不
识,浑作杏花看”的句子。从这种物候的常识,就可知道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十二世
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还可以通车。太湖和
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桔全部冻死。杭州落雪频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据南宋的历史记载,
从公元1131—1260年,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4月9日,比十二世纪以前
十年的最晚春雪约推迟一个月。公元1153—1155年,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冬天结
冰。公元1170年阳历10月,北京西山遍地皆雪。现在,这种现象是罕见的了。福
州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一千多年来,曾有两次荔枝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
110年,另一次在1178年,均在十二世纪。

日本的封建主历年在西京花园设宴庆祝日本的樱花盛开,从公元九世纪至十九世纪,均
有日期的记载,从而保留了一份物候记录。这个樱花开放时期,以第九世纪为最早,第
十二世纪为最迟。

十二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又开始回暖。公元1200年、1213年、1216年
和1220年,杭州没有冰和雪。这个时候,北京的杏花也是在清明开放,与今日相同
。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因为自隋唐在河内(今河南博爱)、西
安和凤翔(陕西)设立的管理竹园的竹监司,在宋元两代断断续续,直到明朝(公元1
368—1644年)末年才完全停止。从此,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
植了。

十三世纪初和中期的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据收集到的记载,
公元1309年,无锡一带运河结冰。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数尺,
桔树再次冻死。1351年阳历11月黄河在山东境内就有冰块顺流而下,而近年河南
和山东到12月时黄河才出现冰块。当时家燕在北京是4月末来,8月初去,同现在物
候记录相比,来去各晚早一周。可见,十四世纪比十三世纪和现时为冷。日本樱花物候
也有同样的反映。

公元1221年丘处机从北京出发去中亚见成吉思汗,曾路过新疆赛里木湖。他称之为
“天池”。他说,湖的四周有山环抱,山上盖雪,影映湖中。但是,现在那些山峰上已
无雪了。那些山峰高约三千五百米,说明那时雪线在三千五百米以下。现代天山这部分
的雪线位于三千七百至四千二百米,则十三世纪的雪线大约比现在低二百至五百米。在
欧洲的俄罗斯平原,寒冷期约在1350年开始;在德意志、奥地利地区,1429—
1465年是气候显然恶化的开始;在英格兰,1430年、1550年和1590年
的歉收,也与天气寒冷有关。由此可见,寒冷的潮流开始于东亚,而逐渐向西移。方志
时期(公元1400——1900年)

近人曾经根据六百六十五种方志统计了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汉江和淮河的结冰年代
(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以及近海平面的热带地区降雪落霜年数(十六世纪开始)。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我国温暖冬季是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
间。寒冷冬季是在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
0年间。以世纪来分,则以十七世纪最冷,十九世纪次之。

这个结果与日本诹访湖(北纬36°,东经138°)的结冰日数相比较,是近乎一致
的。只是日本严冬开始和结束的年代,比中国提早四分之一世纪。

上面谈到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冬季是相对寒冷的,最冷的是十七世纪,特别是公元16
50—1700年间。例如,江西的桔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年和1676年两次寒
潮中,完全毁灭了。在这五十年期间,太湖、汉江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二
次。我国热带地区,冰雪也极频繁。湖北沙市在1608—1617年记载有过桃、杏
、丁香、海棠等开花日期,与今日武昌相比,要迟七天到十天。1653—1655年
间北京物候记载与现在相比,也要差迟一、二星期。并且根据当时旅行记录,1653
年11月18日天津运河已冰冻,不能通航,只得乘车到北京;1656年返程时,北
京运河是3月5日解冻的。因此可以估计当时封冻期为一百零七天,而目前冰冻期只有
五十六天。从物候的迟早可以估算北京在十七世纪中叶冬季要比现在冷2℃左右。仪器
观测时期

清代(公元1644—1910年)北京、南京、杭州和苏州有过雨日的记载,根据秋
季初次降雪到春节末次降雪的平均日期,得出结论是,1801—1850年间比其前
的1751—1800年间和其后的1851—1900年间为温暖。这与上节资料是
相符合的。

根据上海气温的趋势,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气候寒冷,1897年左右冬季温度达到
平均值,随后在平均值以上约十四年。约在1910—1928年,温度又逐渐下降到
平均值以下。然后升高,1945—1950年超出平均值0.6℃。此后,温度逐渐
降低,1960年回到平均值。在这期间,天津的冬季温度趋势,也与上海类似,但顶
峰和底点比上海早几年到来,幅度也较大;而香港的曲线波动顶峰和底点则比上海迟滞
,幅度也较小。上海八十多年的气候变幅,在0.5—1℃上下摆动。这种摆动直接影
响植物和动物的生产,间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以及影响农业操作和农业生产。

中国近八十年以来的温度变迁,已使天山雪线和冰川进退受到了影响。根据中国科学院
冰川队的调查,证明在1910—1960的五十年间,由于气温升高了,天山雪线上
升四十至五十米,西部冰川舌后退五百至一千米。东部天山冰川舌后退二百至四百米。
同时,森林上限也升高一点。因为发现有新鲜的冰川堆积物,无论是在风化程度还是在
土壤、植被发展方面,都明显地区别于古老的冰川堆积,所以可以认为现在覆盖在天山
高峰的冰川是历史时代(即1100—1900年寒冷期)的产物,而不是第四纪冰川
期的残余。

本文可导致下列初步性结论:(一)在我国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原始氏族时
代的仰韶文化到奴隶社会的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
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二)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
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的范围为1°
—2℃。(三)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
环,温度升降范围是0.5°—1℃。(四)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
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播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
向南传播的趋势。

我们把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与中国的作一对比,发现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
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由于一地的雪线升降与温度
有一定关系,将我们的结果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大体也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
别。只是公元前400年(战国时代),挪威出现过一个中国所没有的寒冷时期。

最近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在格陵兰岛上的冰川块中,以○的18次方的放射性
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的升降与本文结果是一致的
。此外,三千年前中国有一个寒冷时期,在格陵兰有○的18次方方法也得出了同样的
反映。

本文主要是用物候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种气候标志,用○的18
次方和○的16次方的比例来测定古代冰和水的古气温是近代的方法,而两种途径得
出的结果竟能大体符合,这也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
的方法。我们若能掌握过去气候变动的规律,则对于将来气候的长期预报必能有所补益
。我们若能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
候、考古资料,从古代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选自《人民日报》1973年6月19日
http://www.silkroaddunhuang.com/ShowF/6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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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狼 (见贤思齐) 2008-08-22 22:41:40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提要


      竺可桢先生的这篇精彩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我梦寐以求的雄文巨制,正因为有它,我当初才激动地买下了这册16开122页(不含图版)的专业杂志。
    竺先生的大名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学《自然》课本上才第一次得知的,而他早于1918年就用英语发表了有关中国气象学史的论著《Some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Meteorology》,惜乎我至今也没能读其文,直到本世纪初才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里品尝到了鼎食之一脔。相对而言,这篇《初步研究》竟成了我目前所收藏到的最完整最具代表的竺可桢作品了,可叹坊间科技书籍的流传是多么地不广而我的购卖条件是多么地有限啊!
      在“前言”部分,竺先生回顾并批判了从十一世纪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各界学者如沈括、刘献廷、胡厚宣、蒙文通、Julius Hann等对古气候学的关注与检讨,也指出了自己1926年所作的《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的错误,认为只有在新中国的新环境下根据传世文献、考古发掘材料及现代科学观测,“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进行客观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才能初步得出关于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近似正确的认知。紧随“前言”之后,是正文的第一节,即“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1100),竺先生是通过对半坡村、殷墟、龙山文化等遗址出土物(其中植物遗存尤为重要,由于“植物不象动物能够移动,因而作气候变化的标志或比动物化石更为有效”)的分析,推断“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第二节进入“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公元1400),众所周知,竺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对身边物候现象的观察与记录,对物候学的研究自然心得颇多,难怪这一节篇幅最长,约占全文的三分之一强。这种份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的个人兴趣,犹如闻一多的研究偏重于民俗学、钱锺书偏重于修辞学,竺先生则比较热爱“Phenology”,他不仅说“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种气候标志”,“物候学就是没有观测仪器时代的气象学和气候学”,还坦白全文“主要用物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本节结合四部古典如《夏小正》、《礼记》、《左传》、《竹书纪年》、《毛诗》、《尚书》、《孟子》、《荀子》、《广阳杂记》、《吕氏春秋》、《农丹》、《史记》、《李文饶文集》、《三国志》、《晋书》、《古今图书集成》、《齐民要术》、《说郛》、《长庆集》、《全唐诗》、《杜少陵集评注》、《酉阳杂俎》、《蛮书》、《苏东坡集》、《王荆文公诗》、《宝颜堂秘笈》、《中州集》、《范石湖集》、《老学菴笔记》、《吴船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太平寰宇记》、《元史》、《郭天锡日记》、《金台集》等的物候记载与当代(见表一、表三等)、异域(见表二等)的各种实测数据,把从西周到元朝的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了一个简单扼要的轮廓。第三节叫“方志时期”(1400— 1900),采用了三个归纳自各地方志的表格(表四、表五、表六)形象地说明了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间冬季时对寒冷及其对人类和动植物的
      影响。第四节“仪器观测时期”大约指风向仪和雨量计发明以后至竺先生作此文之前这段时间,与“结论”中“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它区域比较……大陆气候与海洋气候作用不同,在此即可发生影响”几段可以连起来读,而“结论”中剩下的四段才是全文真正的结束语。
      总之,《初步研究》导出了下列初步性的观点:从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摄氏2度左右;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范围为1至2度;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循环;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的趋势。可以这样说,竺先生信手拈来古今中外的多语种、多学科材料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古气候史作了一次成功的鸟瞰与试探,对现今学者夸夸其谈的“科际整合”早早地示了一次范,《初步研究》完全称得上地球古气候史研究领域的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http://ido.thethirdmedia.com/article/frame.aspx?turl=http%3a//ido.3mt.com.cn/pc/200511/20051119261321.shtm&rurl=&;title=%u7AFA%u53EF%u6862%u300A%u4E2D%u56FD%u8FD1%u4E94%u5343%u5E74%u6765%u6C14%u5019%u53D8%u8FC1%u7684%u521D%u6B65%u7814%u7A76%u300B%u63D0%u8981_%u2593%u4E2D%u56FD%u8FD1%u4EE3%u6C14%u8C61%u4E8B%u4E1A%u5960%u57FA%u4EBA%u2014%u2014%u7AFA%u53EF%u6862%20%u66F2%20---%20ido.3m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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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狼 (见贤思齐) 2008-08-22 22:42:30
    读《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2007-12-6 1:07:00 | By: 长江口口 ]


    1972年的《考古学报》第l期上,83岁的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后转载于1973年《中国科学》16卷2期,以及1973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全文篇幅也就5000余字,却聚集了毕生研究的成果,可谓其学术生涯的扛鼎力作。

    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因为论文包含有大量古代典籍与方志文献的记载,而广泛地被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所引用、推崇,对历史学家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几乎只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或中国环境史、物质文明史的文章,都会在参考文献中摆上竺可桢的这篇经典论文。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评论是:“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

    对这样高山仰止的学术名篇,我们自然应该潜心阅读。

    我能搜索到的是竺可桢发表于《人民日报》1973年6月19日的文章。

    文章开头就单刀直入,陈述了研究中国气候变迁的主要指标依据:“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而温度的变化在冬春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我国冬季温度主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所控制,升降比较统一。因此,本文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

    随后是罗列、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记载的大量例证,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

    根据材料的来源和性质,把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的时间,分为四个时期——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1100年)、物候时期(前1100——前1400年)、方志时期(1400——1900年)、仪器观测时期。

    比如,文中写到竹子分布的变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可直到东部沿海。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假设,五千年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1—3个纬度。”

    又如写到北方有梅树,可以证明当时气候偏暖: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到处可以生长梅树。《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都无梅树了。而且在商周时期,梅子被普遍用来调和饮食,因当时不知有醋。这说明梅树的普遍性。—— 看到这个例子,我想起有时在饭店菜肴里,比如呛花生之类,还有用梅子来调味的,非常令人信服。



    最后得到的初步性结论是——

    1、在我国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原始氏族时代的仰韶文化到奴隶社会的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

    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的范围为1—2℃。

    3、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升降范围是0.5—1℃。

    4、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播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传播的趋势。

    结尾还参照对比了挪威的雪线高低的变化,丹麦格陵兰岛冰川研究的成果,得到大体一致的结论,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下面的气温变迁图,可以在一些大学的地理教材中看到。这里,我无缘看到《竺可祯文集》和当年的《考古学报》,因此无法断定是竺可桢论文中的原图,还是后人根据论文的结论绘制而成的。

    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运用的一些史籍中的资料事例,有些不免显得零星,由此得出的关于某些历史年代气温冷暖的一些结论也似乎证据不够充分。后来有学者专门发文对竺可桢论文中的事例逐个考证,指出了该文在史料的引用和理解方面存在的某些错误,但对作者确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毫无异议。

    的确,今天研究古气候的学者,有冰芯记录、沉积岩芯、花粉研究、树木年轮……等多种精密的科学手段和研究方法,与这其中的任何一种相比,竺可桢当年用物候学的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无疑是显得有些“笨拙”。

    但是,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突破那个时代的限制性因素,在工具和研究手段都显得捉襟见肘的条件下,运用开创性的方法做出许多贡献和成果,令我们后人碎步疾行亦难企及!


    http://www.xingyun.org.cn/blog/user1/267/archives/2007/13085.html

    http://xingyun.org.cn/blog/UploadFile/2007-12/61534975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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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狼 (见贤思齐) 2008-08-22 22:43:35
    标题: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作者: 竺可桢
    播发日期: 1973-06-19
    出处
    选自《人民日报》1973年6月19日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有些人认为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并无变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记录所否定。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在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可惜非常分散。这篇论文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分析,希望把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轮廓。

    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而温度的变化在冬春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我国冬季温度主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所控制,升降比较统一。因此,本文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

    近五千年的时间,根据材料的性质,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1100年)

    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用14C同位素测定为约5600——6080年前)和河南安阳殷墟(约公元前1400——1100年)的发掘表明,当时猎获的野兽中有竹鼠、麞和水牛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而现在西安和安阳一带已经不存在这些动物了。此外,在殷代留下来的甲骨文上可以看出当时安阳人种稻比现在大约要早一个月。在山东历城县发掘龙山文化遗迹中找到一块炭化竹节,有些陶器外表也似竹节。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可直到东部沿海。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假设,五千年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1°—3°纬度。对照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温度,可以说五千年前的仰韶到三千年前的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比现在年平均温度高2℃左右,正月份的平均温度高3°—5℃。

    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公元1400年)

    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常常用肉眼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是物候。物候学也可以说是没有观测仪器时代的气象学和气候学。我国劳动人民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便开创了这种观测,积累了三千年的丰富材料。

    中国的许多方块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周朝(公元前1066年开始,定都于西安附近的镐京)初年的文件中,如衣帽、器皿、书籍、家具和乐器等名称都以 “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可见周初黄河流域竹类广泛生长,而现在则不行了。商周时代,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很重要的事。人民采用各种方法来定春分,作为农业操作的开始时期。当时位于山东近海的郯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的最初来到以定春分,但是现在家燕3月22日才到长江下游。郯城和长江下游的上海两地的年平均温度相差1.5℃,正月平均温度相差4.6℃。这个结果与考古时期用竹子分布区域变化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周初温暖的气候不久就恶化了,汉江在公元前903年和897年就两次结冰。但是,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81年)又和暖了。《左传》中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到处可以生长梅树。《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都无梅树了。而且在商周时期,梅子被普遍用来调和饮食,因当时不知有醋。这说明梅树的普遍性。战国秦汉时期,气候继续暖和。清初的张标研究了秦朝《吕氏春秋》中的物候资料,认为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汉朝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分布,如桔在江陵(四川),桑在齐鲁(山东),竹在渭川(陕西),漆在陈夏(今河南南部)。这些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都推向北方。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筐盛石子来堵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园竹子的繁茂。

    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国都洛阳晚春还降霜雪,但冷的时间不长。当时,河南南部的桔和柑还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曹操(公元155—220)在铜雀台(今河南临漳西南)种桔,已经不能结实了,气候已比司马迁时寒冷。曹操儿子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广陵(今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结冰,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这种寒冷继续下来,直到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289年这十年间达到顶点。当时每年阴历4月份降霜,估计那时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2℃。南北朝时(公元420—579年),南京覆舟山筑有冰房,是用以保存食物新鲜的。那时南京的冬天应比现在要冷2℃,才能提供储藏需用的冰块。约在公元533— 544年出版的《齐民要术》,总结了六朝以前中国农业最全面的知识。根据这本书,当时黄河以北阳历4月中旬杏花盛开,5月初旬桑树生叶,与现在相比约迟了两周到四周。此外,书中还讲到当时黄河流域石榴树过冬要“以蒲藁裹而缠之”,也表明六世纪上半叶比现在冷。

    隋唐时代(公元581—907年)中,在第七世纪中期,气候变得和暖了。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冰无雪。八世纪初和九世纪的初和中期,西安的皇宫里和南郊的曲池都种有梅花,而且还种有柑桔。公元751年皇宫中柑桔结实,公元841—847年也有过结实的记录。柑桔只能抵抗— 8℃的低温,而现在的西安几乎每年的绝对最低温度都在—8℃以下。到公元十一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了。宋朝诗人苏轼(公元1036—1101年)有 “关中幸无梅”的诗句。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嘲笑北方人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的句子。从这种物候的常识,就可知道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还可以通车。太湖和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桔全部冻死。杭州落雪频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据南宋的历史记载,从公元1131—1260年,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4月9日,比十二世纪以前十年的最晚春雪约推迟一个月。公元1153—1155年,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冬天结冰。公元1170年阳历10月,北京西山遍地皆雪。现在,这种现象是罕见的了。福州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一千多年来,曾有两次荔枝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1178年,均在十二世纪。

    日本的封建主历年在西京花园设宴庆祝日本的樱花盛开,从公元九世纪至十九世纪,均有日期的记载,从而保留了一份物候记录。这个樱花开放时期,以第九世纪为最早,第十二世纪为最迟。

    十二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又开始回暖。公元1200年、1213年、1216年和1220年,杭州没有冰和雪。这个时候,北京的杏花也是在清明开放,与今日相同。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因为自隋唐在河内(今河南博爱)、西安和凤翔(陕西)设立的管理竹园的竹监司,在宋元两代断断续续,直到明朝(公元1368—1644年)末年才完全停止。从此,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植了。

    十三世纪初和中期的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据收集到的记载,公元1309年,无锡一带运河结冰。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数尺,桔树再次冻死。1351年阳历11月黄河在山东境内就有冰块顺流而下,而近年河南和山东到12月时黄河才出现冰块。当时家燕在北京是4月末来,8月初去,同现在物候记录相比,来去各晚早一周。可见,十四世纪比十三世纪和现时为冷。日本樱花物候也有同样的反映。

    公元1221年丘处机从北京出发去中亚见成吉思汗,曾路过新疆赛里木湖。他称之为“天池”。他说,湖的四周有山环抱,山上盖雪,影映湖中。但是,现在那些山峰上已无雪了。那些山峰高约三千五百米,说明那时雪线在三千五百米以下。现代天山这部分的雪线位于三千七百至四千二百米,则十三世纪的雪线大约比现在低二百至五百米。在欧洲的俄罗斯平原,寒冷期约在1350年开始;在德意志、奥地利地区,1429—1465年是气候显然恶化的开始;在英格兰,1430年、1550年和1590年的歉收,也与天气寒冷有关。由此可见,寒冷的潮流开始于东亚,而逐渐向西移。方志时期(公元1400——1900年)

    近人曾经根据六百六十五种方志统计了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汉江和淮河的结冰年代(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以及近海平面的热带地区降雪落霜年数(十六世纪开始)。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我国温暖冬季是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间。寒冷冬季是在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间。以世纪来分,则以十七世纪最冷,十九世纪次之。

    这个结果与日本诹访湖(北纬36°,东经138°)的结冰日数相比较,是近乎一致的。只是日本严冬开始和结束的年代,比中国提早四分之一世纪。

    上面谈到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冬季是相对寒冷的,最冷的是十七世纪,特别是公元1650—1700年间。例如,江西的桔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年和1676年两次寒潮中,完全毁灭了。在这五十年期间,太湖、汉江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二次。我国热带地区,冰雪也极频繁。湖北沙市在1608—1617年记载有过桃、杏、丁香、海棠等开花日期,与今日武昌相比,要迟七天到十天。1653—1655年间北京物候记载与现在相比,也要差迟一、二星期。并且根据当时旅行记录,1653年11月18日天津运河已冰冻,不能通航,只得乘车到北京;1656年返程时,北京运河是3月5日解冻的。因此可以估计当时封冻期为一百零七天,而目前冰冻期只有五十六天。从物候的迟早可以估算北京在十七世纪中叶冬季要比现在冷2℃左右。仪器观测时期

    清代(公元1644—1910年)北京、南京、杭州和苏州有过雨日的记载,根据秋季初次降雪到春节末次降雪的平均日期,得出结论是,1801—1850年间比其前的1751—1800年间和其后的1851—1900年间为温暖。这与上节资料是相符合的。

    根据上海气温的趋势,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气候寒冷,1897年左右冬季温度达到平均值,随后在平均值以上约十四年。约在1910—1928年,温度又逐渐下降到平均值以下。然后升高,1945—1950年超出平均值0.6℃。此后,温度逐渐降低,1960年回到平均值。在这期间,天津的冬季温度趋势,也与上海类似,但顶峰和底点比上海早几年到来,幅度也较大;而香港的曲线波动顶峰和底点则比上海迟滞,幅度也较小。上海八十多年的气候变幅,在0.5—1℃ 上下摆动。这种摆动直接影响植物和动物的生产,间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以及影响农业操作和农业生产。

    中国近八十年以来的温度变迁,已使天山雪线和冰川进退受到了影响。根据中国科学院冰川队的调查,证明在1910—1960的五十年间,由于气温升高了,天山雪线上升四十至五十米,西部冰川舌后退五百至一千米。东部天山冰川舌后退二百至四百米。同时,森林上限也升高一点。因为发现有新鲜的冰川堆积物,无论是在风化程度还是在土壤、植被发展方面,都明显地区别于古老的冰川堆积,所以可以认为现在覆盖在天山高峰的冰川是历史时代(即1100—1900年寒冷期)的产物,而不是第四纪冰川期的残余。
    本文可导致下列初步性结论:

    (一)在我国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原始氏族时代的仰韶文化到奴隶社会的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

    (二)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的范围为1°—2℃。

    (三)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升降范围是0.5°—1℃。

    (四)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播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传播的趋势。

    我们把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与中国的作一对比,发现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由于一地的雪线升降与温度有一定关系,将我们的结果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大体也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只是公元前400年(战国时代),挪威出现过一个中国所没有的寒冷时期。

    最近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在格陵兰岛上的冰川块中,以○的18次方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的升降与本文结果是一致的。此外,三千年前中国有一个寒冷时期,在格陵兰有○的18次方方法也得出了同样的反映。

    本文主要是用物候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种气候标志,用○的18次方和○的16次方的比例来测定古代冰和水的古气温是近代的方法,而两种途径得出的结果竟能大体符合,这也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们若能掌握过去气候变动的规律,则对于将来气候的长期预报必能有所补益。我们若能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从古代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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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狼 (见贤思齐) 2008-08-22 22:47:44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1979-QXXB1962S1000.htm

    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
    竺可桢
    历史时代气候有没有变迁,这是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不但历史学家对这问题有争论,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的意见也是很不一致的。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的若干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如法国的阿拉哥,德国的芳汉认为:二、三千年以来,欧亚大陆的气候根本没有什么变动。所以一个地方只要有三十年的记录,便可以认为这三十年的平均气温和雨量代表这一个地方历史时期的气温和雨量的标准状况了。可是近六十年来世界各处气象记录的积累,物候的变迁,使得这种不辩证不合理的气候一成不变论完全被推翻了。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
    【DOI】:cnki:ISSN:0577-6619.0.1962-S1-000
    【正文快照】:
      历史时代气候有没有变迁,这是一个争渝很久的尚题,不但历史学家对这简题有事毓,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的意兑也是很不一致的.从十九世耙到二十世耙初期,欧洲的若干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如法国的阿拉哥,德国的芳汉熟为:二、三千年以来,欧亚大陆的气候根本没有什么变动即].所以一个地方只要有三十年的靶录,便可以款为这三十年的平均气温和雨量代表这一个地方历史时期的气温和雨量的标准状况了.可是近六十年来世界各处气象昆录的积累,物候的变迁,使得这种不卿视不合理的气候一成不变希完全被推翻了. 二十世祀气候变暖简题,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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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狼 (见贤思齐) 2008-08-22 22:49:52
    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 语文第二册

    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

    白夜 柏生

      春天,在北海公园,常常有一位面容清瘦、精神矍铄的老人,早晨上班从北门进园,南门出去,下午下班从南门进园,北门出去。这位老人就是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从他的住宅到办公地点,正好经过北海公园。本来他可以坐汽车去,但是他宁愿步行穿过公园。他这样来来去去,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春天。
      竺可桢走北海公园,是为了观赏景物吗?不是。他是来观察物候,作科学研究的。他研究物候的目的,是要掌握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了解气候变化对生物的影响,以便为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服务。
      他来到北海岸边,细心观察:哪天桃花开了,哪天柳絮飞了,哪天布谷鸟叫了。这些自然现象的变化,他都作了翔实的记录。遇到工作紧张或者外出,就让他爱人帮着留心燕子什么时候飞来,也让他女儿帮着观察北海的冰什么时候初融,还让邻居的孩子向他报告哪天杏花开了第一朵。
      每天早晨一起来,他就把那支放在白铜套子里的钢笔式的温度表拿到院子里放好,然后做早操。做完早操,又把温度表拿进屋里,记录量得的气温。这支温度表,他经常插在外衣左边的小口袋里。长久地插来插去,小口袋的盖布总是先磨坏了。这样,做衣服的时候,他爱人就请成衣工人多做一片小口袋盖布,留着拆换。
      经过多年的观察,他积累了丰富的物候记录,绘制了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曲线图。这幅图表明了一九五〇——一九七二年的二十三年中北京春季物候变化的迟早顺序,为编制自然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幅有意义的曲线图。
      为了使科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生产,竺可桢并不限于在北海观察。他在七十多岁的时候,还换上耐磨的网球鞋,到野外去工作。去时总带着那钢笔式的温度表,还带着罗盘、高度表和照相机。这是他的随身四宝。每到一处,总是先拿出罗盘定方向,接着用高度表测量海拔,用温度表测量气温,再用照相机把一些景观照下来,作为科学研究的资料。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实践,他写出了《关于我国气候若干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这篇学术论文,综合地分析了光、温度和降水对作物生长的影响,认为我国农业生产还有很大潜力,指出发挥这些潜力应采取的若干途径,给气候工作和农业生产开辟了崭新的前景。
      “1964年2月6日,温度1℃——4.4℃,气压764毫米,地上积雪半寸。”竺可桢用红笔写了一段日记。这天下午1点半钟,他应邀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雪后初晴,玉树琼枝,掩映如画。他走进毛主席的卧室,毛主席笑容满面,同他握手。他在毛主席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正要问好,毛主席先说话了。毛主席说,看到他写的《关于我国气候若干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就想到农业八字宪法管地不管天;除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以外,还可以加上“光”和“气”两个字。
      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谈起太阳光怎样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碳水化合物的问题说,光辛辛苦苦地工作,不充分利用它,可惜。竺可桢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研究的经过和结果。一会儿,李四光和钱学森两位科学家也应邀先后来到。屋里的气氛更加活跃了。毛主席同三位科学家广泛地谈到地球形成和生物进化,地质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气候变迁,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正电子和负电子的辩证法等等问题。三位科学家用心聆听毛主席的话,得到新的启示。座间谈笑风生,不觉已是暮色苍茫。临别时,毛主席对大家说,还有什么著作,送给他看看。第二天,竺可桢写了一封工工整整的信,把《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两本书送给毛主席。
      “自由王国”没有止境,科学家的探索也不会停步。七十多岁的竺可桢,仍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科学研究。他从我国古代大量的史书、方志以及古人的日记、游记、诗词中寻觅古代气候的线索,写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部著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重。它的价值在于充分掌握历史上气候变迁情况,古为今用,对气候的长期预报很有好处。竺可桢在八十三岁高龄,取得科学上新的成就,为祖国博得新的荣誉。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已是燕子归来、布谷鸟报到的时候。这天最高气温已达二十七度。下午五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会见美国科学家代表团,竺可桢也参加了。周总理亲切地告诉他:“你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我看到了。你还可以对世界气候变迁作些通俗的解释。”临别时,又对他说:“现在到二十一世纪还有四分之一时间,郭老还有十七年才一百岁,你还有十七岁才一百岁,章士钊写书写到九十二岁。你还可以写出不少书来。”
      竺可桢深受感动,向周总理含笑致意。他想,我也写到九十二岁吧!然而,他的身体渐渐不好了。他仍然关心气候的变化。他在这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气候界又在宣传地球变冷的消息,说列宁格勒近年比一九四〇年左右低一摄氏度。我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早已指出,这类一摄氏度上下的变迁,过去五千年中极为普通,算不了地球变冷的证据。”他还用红笔在这段话前面写下“杞人忧天”四个字作为标题。这可以说是他的最后的著作。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是竺可桢临终的前一天。在病危时,他还不忘作科学研究的记录,用颤动的手执笔,在床上写下这天的天气情况:“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1—2级,晴转多云。”当时他已经不能到室外亲自观测温度,这是依照气象局的报告记录的,所以还注上“局报”两个字。这位卓越的科学家,一直到他光辉的一生结束时,才同他心爱的科学研究分手。他留下了人民需要的科学遗产。他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以至今后,都会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长久地放出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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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個小冰河期 北宋太宗雍熙二年至南宋光宗紹熙三年是第三個冷期,從北宋太宗雍熙二年(西 元 985 年)以後,氣候又急遽轉寒,江淮一帶漫天冰雪的奇寒景象再度出現,五千 年來的第三個小冰期入侵中國,長安、洛陽一帶再唐朝以後可以種植的柑橘等果樹 全部都凍死了,而淮河流域、江南、長江下游和太湖皆曾經完全結冰,車馬可以在 結冰的河面上通過,見以下的氣候紀錄、動植物分布情況、地理景觀即可知道北宋 太宗中期以後,中國的氣候寒冷的程度。 ◎氣候紀錄和花粉化石研究:太宗雍熙二年冬,南康軍言:大雨雪,大江冰合,車馬 可度,可勝重載。北宋淳化元年(西元 990 年)九月,京詔府大雪傷苗稼。太宗至 道三年(西元 997 年)冬,江南大雨雪,長江冰。研北雜誌卷上:洞庭湖以種橘為 業者,其利與農畝等,宋政和元年(西元 1111 年)冬大雪,積雪尺餘,河水盡冰, 凡橘皆凍死。明代伐而為薪取給焉。」。欽宗靖康元年(西元 1126 年)四月,京師 大雨,天氣清寒。五月至六月暴雨傷麥,夏行秋令。靖康二年正月,大雪,天甚寒, 冰如鏡,行者不能立定,人多凍死,四月辛酉北風大起大寒。當時記載長江流域之 洞庭湖和鄱陽湖、淮河流域、江南等地曾經冰封的地方志共六百餘種,可謂是漫天 冰雪的奇景,而長江和淮河就我們所知道的今天是不會冰封的,加上科學家對花粉 化石的研究,估計當時的溫度比現在還要低約攝氏 1.0~1.5 度。竺藕舫在中國歷史 氣候之變遷一文中從經統計宋朝史中關於南宋高宗紹興元年道理宗景定五年(西元 1131~1264 年)的一百三十三年中,杭州晚春降雪的紀錄共有四十五次,如果跟現 世杭州最後一次下雪時間相比,南宋前期結冰的時間早了約兩個星期。而對於南宋 旱災最少,降水卻最多的情形,竺氏認為可能是因為溫帶氣旋風暴南行以及太陽黑 子數目增多有關。 ◎動植物的分布:北宋初原本在河南開封以及華中一帶活動的熱帶動物──象,由於 氣候轉寒的關係逐漸向南移,至北宋末葉以後,中原和長江流域不再有象的存在, 而僅限於華南一帶。稻米需要溫熱而多雨的環境才能生長,漢代以前,中國華北旱 中原黃河流域一帶皆溫暖多雨,均有稻米的生產,但東漢以後,天氣漸冷,黃河流 域稻米漸少,到了宋代,北方產米更少,除了旱稻尚可種植外,水稻已經很少見了, 可見古代氣候轉寒使稻米不再是於生長,南宋朱熹在註解詩經唐風鴇羽中有云: 「稻,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也。」如果當時北方還有稻米的種植,朱熹就不 會做這樣的註解了。竹類跟稻米一樣也要高溫多雨的環境,漢代以前北方多竹,分 布相當廣闊,但氣溫日低,竹類生產漸少,到北宋末期以後,產量更少,夢溪筆談 中曾提到:「延郡素無竹」,「又非本土所有產物」,可見當時中國北方已經很少有竹 類了,這也應該是氣候改變的關係。 ◎地理景觀改變:根據文獻記載,南宋時代,新疆沙埃拉姆諾爾(Sairam Nor)地方的 山嶺,長年皆為冰雪所覆蓋,而今日則是碧綠的草原,可知道南宋的氣候比今天還 要寒冷。

说13XX年代比较冷。
元朝: 1271年-1368, 正好在这段比较冷的时候统治中国。
当然,你不能非要烟丝合缝。
气候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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