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育儿教子在他乡(二)
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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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24 06:24 AM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育儿教子在他乡(二)

● “高三项目”与“分钟人”

  夏天快到了,现在是每学年的最后一个月了。在这最后一个月里,美国的很多高中都有一个专门为毕业班设置的“课程”,叫做“毕业生项目”(Senior Project,或者我们就把它译做“高三项目”,这样比较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高三项目”是高三学生毕业前必须做的一个项目,他们在五月中旬就停止全部课程,开始做“高三项目”。从内容上来看,这些“高三项目”有的可以说是学习项目,有的可以说是研究项目,还有的乾脆就是实习项目。学生根据自己的技术专长、个性特点或学习兴趣选择题目。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个学校的“高三项目表”就列举了如下一些项目:电台演播、数学辅导、写电影剧本、制作和买卖首饰、出版小说、组装电子吉他、烧陶、创作壁画、为高尔夫球新手制作解说录像带、撰写家族移民史、儿童书籍插图创作、参加环境保护清理活动、编辑美国文化摄影故事、制作小学生电脑游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名叫齐乐。她从五月中旬开始跟我做“高三项目”。齐乐是个纯粹的美国人,但她从六年级就开始跟我学中文,后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在高二那一年,她去中国待了一年,跟一个中国家庭住在一起,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就读。从中国回来后,她的中文大有长进,已经可以用中文跟我流利地交谈了。中文是齐乐的强项,所以齐乐选择辅助中文教学作她的“高三项目”。现在,她做我的教学助手已经两个多星期了。

  在我的课堂上,齐乐给我的学生讲述她在中国的种种经历:她给他们展示她在中国学校穿的校服,给他们听她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中学生喜欢的流行歌曲,还教他们唱呢,弄得我的学生一天到晚在楼道里唱:“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只能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她还给我的学生看一张标有在北京的所有外国快餐馆(大多是美国快餐馆,如麦当劳、肯德鸡、比萨饼、星咖啡之类)的地图,告诉他们如果你有朝一日去了北京,你会很需要这张地图的,因为,你毕竟不是中国人,中国饭毕竟不能天天吃,云云。

  我的学生非常喜欢齐乐,他们从齐乐那里看到了学中文的前景,他们从齐乐那里感到了学中文的用途和乐趣。齐乐自己也非常喜欢做这个“高三项目”。她在我的中文课上,实实在在地应用了一把她的中文特长。她亲眼看到我的几个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因为她的出现而受到极大的鼓舞、而真想努力把中文学好。

  我想,齐乐这个“高三项目”做下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她今后会选择做一名教师,或者去中国教中国学生英文,或者在美国教美国学生中文。这个“高三项目”是她运用自己的专长、尝试教学的一个机会。即使齐乐大学毕业以后不做教师,她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做教师,因为这次实习使她了解到做教师的利与弊,使她将来可以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做一个明智的而不是糊涂的决定。这其实也正是美国高中设置“高三项目”课程的目的之一。

  然而,我们中国的高三学生高中最后一个月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在中国,高中毕业生别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了,他们要做到恰恰是自己最没有兴趣的事。那就是复习功课,参加高考。我有一个外甥,去年参加高考。高考前的紧张状态简直令人难以想像。他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早到晚地复习,除了一日三餐出来一下以外,其它时间都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台灯下。有时候你看见他从房间里走出来,觉得他走路都打晃晃。我对我妹妹说,有必要这样吗?能不能让他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短途旅游、和同学聚会啊什么的,放松放松。我妹妹听了这话,大概是觉得我在指责她不让孩子放松了,就说出下面一连串的话来:这个制度要你这样,你就得这样。它要你对每一道题都死记硬背、都对答如流,你不会,人家都会,你竞争不过,怎么办?差一分,就可能是命运之差、前途之差,那叫真正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不这样,你怎样?要是我住在美国,我也不会叫他这样。不是不住在美国吗?不是要在这里讨生活吗?我不是说这个制度是好制度。我也知道这个制度有问题,谁都知道这个制度有问题。但它不改,你有什么办法?!

  是的,但它不改!这是症结。在中国,事情似乎永远是这样:老百姓都知道某些事情的做法不对,但它不改,老百姓也没有办法。所谓“它”,是指事情本身。改变“它”似乎只是大人物的事情,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假如制度已经形成,那就
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百姓们便无能为力了。这时,百姓们能做的就只是服从某种制度的要求,做在某种制度下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尽管那种制度要他们牺牲的是自己最宝贵、最不应该也最不愿意牺牲的东西,比如健康、兴趣、能力等。

  最近美国的政治家和民众都在辩论非法移民的问题。家住在国境线上的美国老百姓们对华盛顿政治家们模棱两可、
游移不定的态度看透了,也厌烦了,他们自动组织起一个叫做“分钟人”(Minutemen,是沿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个
抗英民兵组织的名称,取其一经召唤、即刻到达之意)的团体,用自己募捐来到资金,在边境架设铁丝网,以阻止墨西哥人向美国境内的非法移动,维护正常的边境秩序。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高考制度强加在美国人头上,很难想像美国的民众不组织起来与之抗衡。如果我们把美国的移民问题搬到中国的现实中去,也很难想像中国的民众会自行组织起来采取行动。

  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我脑子里出现了中国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双膝下跪,双手合十,在久旱的季节里向上天祈求雨水的形像。中国的教育制度何时能够改变?中国的高中毕业生何时也能做自己的“高三项目”?中国的高中毕业生何时也能有发挥自己的想像、施展自己的才能的自由?

  我们没有采取行动的传统,或许,我们应该集体祈求?


●为了劳拉的选择

   劳拉是好朋友洁的女儿,十一岁了,今年上五年级。因工作关系,洁一家人要去一个新的城镇定居。电话里洁说,这个镇子比较富有,多数居民的经济背景为中上阶层。镇子的北部中国人多一些,镇子的南部中国人少一些。她问,你说我们应该选择北部还是南部定居呢?

  洁这样问,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去她现在住的地方探望她时,跟她谈起了女儿劳拉。我和洁是在美国一所大学认识识的。洁是学医的。毕业后,我工作了,洁则一直还在职业的爬梯上攀登:从资格考试到做住院医师,从再次进修到寻找工作。十多年来人不下鞍马不停蹄,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居有定所。她女儿劳拉也跟着她转战南北、转学东西。我和洁最近见面才发现,小小劳拉现在已经出落成一个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大姑娘了。

  劳拉像母亲,聪明好学,喜爱读书;劳拉像母亲,体贴他人,善解人意。在很多方面,劳拉都可以说是她母亲的翻版。只有一点劳拉不像母亲。洁是个自信心十足的女人,她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和多少潜力。她向来明朗决断,敢想敢说,不低眉顺目,不藏头盖尾。跟洁相比,劳拉在就显得内向得多;她安静害羞,少言寡语,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孤僻。那天晚上,我和洁谈到很晚,认为在洁为事业奋斗的这些年里,小小劳拉不声不响地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劳拉的牺牲在于她从未能在一个社区里扎下根来,她从未能交上一个知心朋友,她从未对一个同龄人的社交圈子熟悉到可以充满自信地成为其中一员的程度。你可以说,这是因为劳拉是中国人,而她周围都是美国人的缘故。但不能否认,洁一家这些年来的四处迁徙、居无定所给劳拉在处世交友方面造成了障碍。洁为此感到内疚、自责。

  现在洁问我该选择镇上中国人较少的南部还是中国人较多的北部定居,我知道她是为劳拉问的。洁的奋斗终于告一段落,她终于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劳拉了。

  我说:要是我,我会为了劳拉选择北部。接着,我给洁讲了我女儿的一件事:去年九月,我带女儿去中文学校试读,心里事先做好了她不喜欢中文学校的准备。哪个孩子愿意周末还上学呢?我只是希望她能早一点开始系统地学习中文,今年不行就明年,反正中文总是要学的。万万没想到,那天她一去,就爱上了中文学校,当天回来就吵着下周末还要去。我问她为什么喜欢中文学校,她说,因为那里有很多中国小朋友(在她的学校,她是唯一的中国人)。这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带她上中文学校的初衷是学中文。而现在,我带她上中文学校却是为了她的交友。现在我甚至认为,在中文学校,交友比学中文更重要。

  我和洁都是成年后走出国门的。成年的我们性格已经形成,思想已经成熟,我们大多具备在陌生环境中适应和生存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暂时地或者较长时间地放弃本族文化,咬紧牙关,集中精力在异族文化中尽可能地同化自己,以争取最大程度地溶入主流社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洁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我们来说,同化、溶入是第一位的,交友、快乐是第二位的。而劳拉们则不同。劳拉们出生在这个异族文化环境中,是这个社会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主流社会之间的距离从他们一出生就存在,而他们那样幼小,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靠自己的性格力量去克服那段距离。作为父母,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他们就只有长久地生活在那段距离以外,最终加大那段距离。劳拉的沉默寡言,在我看,是她无法克服那段距离的挫折感在行为上的一种表现:她家的四处迁徙使她很少能在一个社区长期地固定下来,使她在每一个她所生活过的社区都是一个外来者、一个陌生人。这就在那个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的距离之上又加了一段距离,就是新朋友和老朋友之间的距离。要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自己去克服这样的距离,不是对她太苛求,不是太不现实了么?

  我说为了劳拉选择北部,因为我觉得,在劳拉的性格正在形成的阶段,如果洁搬到一个中国人多一点的社区居住下来,劳拉就会受到对她来说既熟悉又新鲜的中国文化的呵护。我相信在劳拉见到很多和她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小朋友时,她会感到我女儿在中文学校所感到的那种似曾相识、一见如故的亲和力,她会感到一种安全感,她会抛弃多年来外界强加给她的一贯身分──一个外来者,她会放下一个陌生人对环境所持的谨慎和警觉,她会觉得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欢欣鼓舞。到那个时候,洁就会在劳拉的脸上看到更多的阳光、笑容,就会听到劳拉快乐的歌声。

  劳拉是一个个案,但少数民族和主流文化之间的距离不是个案。它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我们和我们孩子的身上。它要求做父母的,为了孩子细心起来。

● Alex 到底害羞不害羞?

  最近,学校的指导员(Guidance Counselor)经常找我,要我参加一些中国学生的家长会,一是帮助一些英文不好的家长在家长会上跟学校老师沟通交流,二是通过参加家长会帮助了解学生在家里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虽然这些都不是我份内的工作,是要占用我的备课时间和业余时间的,但我还是愿意参与,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对中国学生本人和他们的家庭有所了解并进而有所帮助。

  我参与帮助的一个学生名叫Alex(非该生真实姓名),今年上七年级。开会之前,指导员告诉我,这个学生严重害羞,很少跟同学接触、交流,课上很少发言,课外很少参加集体活动,最近在班上的英文写作练习中流露出心情严重压抑,并透露有“轻生”的念头。指导员想通过我跟Alex的父母沟通一下,争取能全方位地帮助Alex。因为Alex没选中文课,所以我以为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就在心里想像他的形像,觉得他一定是个低眉俯首、走路溜边儿、整天一副沉闷忧郁样子的少年。过了几天,学校有一个全校性的英文写作活动,不教英文的老师也要参与辅导学生。分到我名下的学生就有Alex。我想这下好了,终于可以有机会接触一下这个需要帮助的中国孩子了。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用我当老师的所有“智慧”,先争取Alex的信任,以便今后可以接触他、帮助他。结果呢,Alex一进我的教室,就让我大吃一惊。却原来,我早就见过Alex了,也早就跟他很熟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学校为了保障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做到既紧张又松弛,便在每周的所有课时中拿出一节课的时间,为学生提供娱乐性活动。学校的老师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自己会什么或者对什么感兴趣,便开什么课。我呢,纯粹是为了扩大中文的影响,增强学生对中文的兴趣,开了麻将课。其实,我根本不会打麻将,真的是从来没打过。决定开课以后,我赶紧到网上去查询麻将规则,开课以后,我那是典型的现学现卖。来学打麻将的有少数几个是我中文班的学生,但多数都不是学中文的。因为不是学术课程,所以我也比较放松,每次上课只是点点人数,就算记了考勤。一学期下来,连学生的名字都没记住。Alex在麻将班上,是我的得力助手。跟我比起来,他确实是麻将老手了。他说是因为他父母经常打,他在旁边看会的。当学生们对麻将规则有问题的时候,我总是要Alex出面作答,他也总是讲得头头是道。在麻将班上,我从来没有觉得Alex有英文表达上的问题,反而觉得他英文很好。我用英文讲不清楚的麻将规则,他都能讲清楚。同学们也都知道他很会打,所以都愿意跟他一桌,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一解释就清楚了。在麻将课上,Alex很popular(受欢迎)。我麻将课上的Alex从来也没有“低眉俯首、走路溜边儿、整天一副沉闷忧郁的样子”,也从来没有“严重害羞”过啊。此Alex完全不是彼Alex啊!

  Alex的故事让我对孩子是否害羞和如何帮助害羞的孩子的问题跟以前有完全不同的认识。通常,人们认为一个害羞的孩子是天性使然,很难矫正。但从Alex的例子看,并不是这样。跟害羞相比,表现自己更是人类的天性。一个孩子,如果你给他提供合适的表现自己的机会,他首先的天性是抓住这个机会,表现自己一下,或者两下,甚至三下,只要这个机会是他真正可以表现自己的。作为老师和家长,我们的责任是发现孩子的特长,发现这个可以让孩子表现自己的机会,然后自然而然、天衣无缝地让孩子“跳”进去,行动起来,“克服”那所谓“害羞”的习性。

  可惜,Alex在学校不能天天只上麻将课。不过,我不相信Alex只有打麻将这一项特长。他一定还有很多只有他Alex独有的东西,他骨子里一定是一个聪明活泼、与众不同的快乐少年。们需要做的是发现那个聪明活泼、与众不同的快乐少年。


● 母亲的问题

  上星期在学校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不是以我为主,但我却是会议最重要的一员,没有我,这个会就开不成。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我不过是一个翻译,要把老师们讲的英文翻译给一对中国家长听。会议安排在我正好有课的时段,学校必须给我找一个代课老师。这种情况在学校很少发生,这也说明了学校多么重视这个家长会。开完了会我想,学校重视这个家长会是有原因的。

  会议是关于一个中国学生的,让我们暂且叫她Emma吧。Emma在学校的表现有很多令人担忧的地方,每门课的老师都讲了她在课上的表现和成绩,总的来说是这样:Emma的英文理解能力很差,要自己写的有关历史、地理或自然科学的文章,她一般都抄书,而且认为抄书是适当的办法,不服从老师的劝说。Emma在数学快班,但是显然跟不上,新学期开始需要回到数学普通班。最令人担忧的是,Emma自尊心很强,似乎自己给自己施加很多压力,到了自己对付不了的地步,语文习作中会发问: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生活令人痛苦、令人悲伤?

  翻译了所有这些,Emma的父母有话说。我看见Emma的母亲眼圈开始红了,她说:我另一个孩子怎么不是这样?听得出,她的喉咙也已经发紧了。我停顿了一下,下意识里觉得还是先不要翻译这个问题为好。但是Emma的母亲继续说,而且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我们昨天才去参加的另一个孩子的家长会,她的老师说她什么都好,什么都是excellent!这是怎么回事啊?

  她说得太多了,我不翻译的话,会引起其他老师的“怀疑”。我把她的问题翻译完以后,就忘记了自己仅仅是一个翻译了,因为我做老师的职业训练告诉我,这位母亲在家里一定总是下意识地把两个孩子相比较,Emma很可能就是这种比较的受害者。我开始对她说,千万千万不要把一个孩子跟另一个孩子相比,兄弟姐妹之间本来就已经竞争很大了,家长千万不能说任何话或者做任何事加剧他们之间的竞争。我还想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都是不一样的,尽管他们可能出自同一对父母、来自同一个家庭,而且每一孩子的智力或体力发展状况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 我没讲完,指导员就插话了。她讲的和我讲的是类似的话,但却比我的要更专业、更循循善诱。指导员还建议,父母可以先带Emma去看自己的内科医生,跟医生谈谈Emma的情况,然后内科医生会推荐他们去找青少年心理医生,以争取专业的帮助。指导员还说,如果你们觉得跟医生交流在语言上有障碍,我们可以在得到你们的许可的情况下替你们向医生解释。指导员说的这些都是在美国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的正常程序。我原封不动地把这些话翻译给Emma的父母听了。

  Emma的母亲听了,先是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问我:学校里其他的中国学生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有点惊讶她问这个问题,没有思想准备,便回答说,没有。我当时能想到的是其他中国学生中我还没有碰到学校建议父母带学生看心理医生的情况。现在想来,我很后悔,觉得当时要是回答说“有”就好了。因为,Emma母亲问那个问题完全是出于“中国式”思考。说白了,就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面子情结。我回答说“没有”,实际上就帮助她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后来她跟指导员说的,不,我们不去看医生,我们先在家里自己给Emma做工作,过一段时间再说。显然,在Emma的父母看来,要迈出找医生的这一步,是太出格的行动,太出中国家庭、中国文化这个格,因为那样做在中国家庭中是很丢面子的事。假如我回答说“有”,于事实也是说得过去的:第一,Emma母亲所问的“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泛指学习上碰到困难的情况,也可以理解为泛指青少年时期反叛情绪的心理情况。第二,我并不能确定学校里中国学生中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不是所有中国家长都需要翻译,我不是每一个会都参加。假如我当时稍微动一点脑筋,回答说“有”,说不定能帮助Emma的母亲打破面子情结,做一个完全不同的决定呢。

  有一个事实我是不用动什么脑筋就可以跟Emma母亲说的,后悔当时没有想到告诉她:一个跟我很亲近的人也是在中学的时候被学校建议去看心理医生的,他的母亲接受了学校的建议,立刻带他去看了心理医生,并且一看就是两年之久。这个人后来上了哈佛大学,再后来就成了我的丈夫。我丈夫一向不肯轻易说自己上了哈佛大学,因为怕别人说他炫耀。我也就从来不替他声张。这次不同,这次是一个特殊的机会,一个可以用他上了哈佛大学这个事实改变我们一些同胞对看心理医生这件事的看法的机会,却让我错过了。我很后悔,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希望能改变今后可能遇到同样情况的中国父母的想法。




[ 本帖最后由 雅非 于 2007-2-24 06:39 A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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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24 06:26 AM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LL,BX,这几篇都没动,

就是给放一块儿了。开场白也没有,就用了“二”,和前面共用一个就行了。如果你们看着行就用,不行不用我一点意见也没有。赶紧准备出发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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