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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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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汉字是何时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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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像 [保存到相册]

　　这是一篇读书笔记。近二十年，不知为什么，国际学术界对汉字起源和汉字性质的讨论突然热闹起来。前不久，郑也夫教授以新作《文明是副产品》见赠，邀我就他的书和汉字起源问题写点感想。我说，您谈的问题，我很有兴趣，但我得把有关材料找来读一读，比较一下，再发议论，于是找了一些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书和文章，匆匆浏览后，写了下面这些字。
　　李约瑟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人说，何止四大，几十种上百种都打不住（如华觉明先生）。不过，跟文明探源有关，考古学家说，文字、冶金、城市才最重要。汉字对中华文明的塑造，确实很重要。
　　文字，人类交流的重要手段
　　动物和动物交流，手段非常多。鸟有鸟言，兽有兽语，我们听不懂。
　　它们的眼睛，有些是千里眼，特别尖。
　　它们的耳朵，有些是顺风耳，特别灵。
　　它们的鼻子，往往可以代替眼睛和耳朵，即使黑咕隆咚，悄无声息，也能嗅出一切。
　　它们的眼神脸色和肢体语言，也远比人类发达。
　　它们还会做记号，比如在树上蹭蹭，留下气味，拿爪子挠挠，留几个印儿，或者朝它撒泡尿，好像如今的小广告。
　　它们还会收发信号，有些简直是高科技（如远红外、超声波、电磁波）。
　　这些本事，人类比不了。
　　人和人交流靠什么？一靠听觉信号（如语言），二靠视觉信号（如符号、图象和文字）。
　　古代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手机、电脑，口说，耳听，只能面对面。远距离交流靠什么？主要靠文字。
　　仓颉，传说的文字发明者
　　中国古代有本书叫《世本》，内容是讲中国贵族的世系，属于刨根问底的书。这书的后面有个《作篇》，“作”的意思是发明。中国古代有哪些发明，这些发明的发明者是谁，古代没有专利局，这是最早“注册”的地方。
　　《作篇》佚文说，“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容成造历”、“隶首作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宋衷注说，他们都是“黄帝史”。仓颉是传说的文字发明者，秦代字书《仓颉篇》就是托他的大名。
　　仓颉何许人？实在虚无缥缈。我们只知道，他是古人心目中最最聪明的人。《汉书·古今人表》把人分为九等，圣人上上，仁人上中，智人上下。仓颉是智人中的头一位。
　　古人讲仓颉，汉代皆曰黄帝史，魏晋却说古帝王。上博楚简《容成氏》证明，后一说法战国就有。古人所谓“黄帝史”，只是强调文字的发明与史官有关。
　　仓颉不过是汉字发明者的代名词。
　　仓颉，古文字学家的祖师爷
　　中国，三百六十行，各行有各行的祖师爷。祖师爷，当然有人祭拜。
　　中国各地有很多仓颉庙（或仓圣祠）、仓颉陵（或仓颉墓），年代最早要数陕西白水县史官镇的仓颉庙和仓颉陵。此庙有汉延熹五年（162年）《仓颉庙碑》，现藏碑林博物馆，我特意看过这通碑。《续汉书·郡国志》、《皇览·冢墓记》说，仓颉葬于衙县利阳亭南。衙县即今白水县。这类古迹，其实是为了填补“前不见古人”的遗憾，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贾宝玉语），让后人有个凭吊之处。
　　古人说“昔者蒼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仓颉四目”（《仓颉庙碑》《论衡·骨相》），今人听了，一笑置之，但文字发明确实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不得不得了的大事。
　　研究古文字，旧称许学，许是许慎，“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说文解字》之前，《史籀》、《仓颉》最有名。古人相信，仓颉比史籀早，他才是发明古文字的第一人。
　　当年，王国维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哈同花园为哈同夫妇打工，受聘于他们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为广仓学宭编《学术丛编》，研究甲骨金文。哈同夫妇崇拜的仓圣就是我们这行的祖师爷。
　　王国维是仓学大师。
　　文字发明，从原始文字到成熟文字
　　中国，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多推黄帝时。考古学家说，那叫新石器时代。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距今上万年。各种新石器文化，历年出土的陶器，上面多有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哪些算文字，哪些不算，一向有争论。学者为了区别文字和文字的前身，发明两个词，一个叫“成熟文字”（full writing），一个叫“原始文字”（proto-writing）。
　　成熟文字，目前可以确认，年代最早是商代文字，如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比安阳殷墟年代早，有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文，与殷墟文字写法相似，或许可以算殷墟文字的前身。但比小双桥陶文更早呢，因为材料不足，前后写法连不起来，就不好说了。我们并不知道，成熟文字的上限在哪里。
　　同样，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符，数量很大，哪些算原始文字，哪些不算，原始文字的上下限到底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这种说不清也要说的问题，便是所谓“文字起源”问题。
　　汉字在世界文字中的位置
　　殖民时代，欧洲历史学以欧洲为中心，就像古代中国，我们也曾以我们为中心，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只能入于蛮夷列传、诸番志。欧洲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叫东方学、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对象是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即所谓“他者”。
　　本来，情况明明是，欧洲受罗马影响，罗马受希腊影响，希腊受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小亚细亚和伊朗地区影响，但黑格尔说，东方只是铺垫，希腊、罗马、日尔曼才是世界历史的巅峰，属于最成熟、最健全的文明，其他文明都是早熟儿童，老人反而是小孩。这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的通病。
　　其实，讲文字起源，情况差不多。来国龙和郑也夫说，欧洲语言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一直以拼音文字为出发点，把文字当口语（oral language）的附庸，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这是问题的要害。
　　世界四大古文字，苏美尔楔形字最早（说法不一，约前3200年），埃及圣书字其次（说法不一，约前3150年），安阳甲骨文（约前1200年）又其次，美洲玛雅文最晚（约前500年，或说公元前650年、公元前800年）。
　　过去，受拼音文字优越论和文字单线进化论影响，很多人都以表音水平为文字发展定高下，认为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出路和最后归宿，上述古文字只是拼音文字的史前史和化外史，汉字保存至今，属于误入进化死胡同，变成活化石。
　　这是所有误解的出发点。
　　汉字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文字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盖尔布（Ignace J. Gelb）有“激发扩散”说，以为世界文字同出一源，俱出美索不达米亚。这种一源说，早被证明是误解。
　　汉字是独立起源，但不是孤立发展。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有“五大发现”。它们除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和大内档案，还有一项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王国维说的“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主要指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古文字，如梵文、佉卢文、焉耆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此外，中国北方还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南方还有彝文、傣文、东巴文。这些文字，多半是拼音文字，少数是方块字。
　　中国有两个古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的甲骨、金文和简帛，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以外的古文字。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
　　这是翻译佛经遇到的三种文字。它是以佛经写本和译本的先后为早晚。
　　梵文从左往右写，佉卢文从右往左写，都是横着写。汉字不同，竖着写。释道世把汉字排在梵文和佉卢文之后是不对的。梵文和佉卢文并不比汉字早。
　　汉字与上述文字一直有来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圈。

2

　　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佉卢文简牍 [保存到相册]

　　突发说和过程说
　　研究汉字起源，有突发说和过程说。
　　突发说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定义出发，也可以叫定义说。此说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经人为设计，制定听说读写的规则，不成其为文字；不经人为传授，不可能成为交流工具。这就像打牌，光有牌，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玩法，必须有人告你怎么玩，你才知道怎么玩。因此，文字发明不可能集思广益、约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个权威机构，指派少数人或一个人，比如仓颉类的聪明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一次性发明。
　　过程说，认为文字是复杂系统，不可能从无到有，一蹴而就，总得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准备过程。此说比较投合考古学家的口味。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大时段的历史过程。他们希望从成熟文字往前追，找到更古老的文字，叫什么无所谓，反正文字得有个前身，不可能无中生有。
　　现在，这两种说法，突发说主于成熟文字，过程说主于原始文字。成熟文字是安阳甲骨文，前面只有陶符。陶符和甲骨文不一样，陶符和陶符也不一样，时间拉得很长。
　　郑也夫说，陶符不是文字，但文字起源是渐变加突变。
　　问题是，文字起源的源有多早？渐变的渐有多长？突变和渐变，界限在哪里？陶符如果都不算文字，那什么算原始文字？成熟文字还有没有前身？
　　定义是一把刀，历史是一条河
　　过程说遭遇定义说，语言学家说，你们找到的那些符号，再多也没用，再早也没用，那都是符号，并不是文字。文字的定义很清楚，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个系统。记录语言的文字，不可能一个一个发明，或按指事-象形-会意-假借-形声一类顺序，分期分批创造。尽管考古学家搜集了很多资料，通过比较，说某些符号和某些符号像，某些符号和某些文字像，样子很像，但持定义说者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他们说，符号不等于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只有音节、词义固定，有词序和文法，可以读出来讲明白，这样的符号才能叫文字。陶符，别说单个不算，就是写成几行也未必是，只要不表音，读不出来，没有连贯的思路和文义可寻，就不是文字。
　　考古有个难以摆脱的困境：语言学家刻意追寻的是声音的痕迹，而考古学家面临的却是无声世界，他们只能“用眼睛阅读”。
　　现在，我们要想找到早期文字的过硬证据，只能从已知的文字体系，反向逆推——用饶宗颐的话讲，就是“以后证前”。但反向逆推的结果是什么？走着走着，线索就断了，前途非常渺茫。殷墟文字相当成熟，前面没有文字，后面一旦有了，就一应俱全。定义说是个要么全无要么全有的创世说，很像孙悟空出世，文字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符号是哑巴，只要找不到它和成熟文字的联系，它就不会开口讲话。而不会开口讲话的文字当然也就不能证明是文字。
　　可以证明的无须证明，不能证明的也无法证明，大家很尴尬。
　　定义是一把刀，符号、文字，一刀两断。历史是一条河，抽刀断水水更流。
　　定义说批判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从理论上讲，似乎天衣无缝，颠扑不破，但对文字起源的探讨，几乎是废话。如果说，成熟的文字才是文字，不成熟的文字就不是文字，说了等于没说。定义是概念，不是历史。与其削足适履，不如量体裁衣。
　　其实，研究汉字起源，我们不光需要一个定义，还需要理解其社会功能。我们更希望知道的是，它是因何种需要被发明，用什么样的文字记录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演化进程的线索到底在哪里。
　　2004年，来国龙专门批判过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一是在文字起源研究中以是否表音作为界定成熟文字的唯一标准；二是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单源单线的文字进化论和字母文字优越论”。他认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考古学。
　　最近，郑也夫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则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他以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为武器，批判“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索绪尔”的语言中心主义，指出上述定义是以拼音文字为背景，并未参考世界四大古文字，特别是中国古文字，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
　　他说，他想不到，定义说在中国比西方更有市场。
　　文字跟语言是什么关系
　　文字有三要素，形、音、义。世界上的文字分两大系统，一个以形为主，如上述四大古文字；一个以声为主，如源出迦南字母的拼音文字。两者都表音，两者都表意。问题不在有什么要素没什么要素，而在要素组合的形式不一样。
　　这两大系统的差异，不完全是由造字方法的不同所造成。技术上的差异，背后有文化上的差异。关键还是语言系统不同，国家形态不同，不同文化对文字的需求不同。
　　汉字是早期文字的嫡传，和苏美尔、埃及、玛雅等系统的文字类似，是以符号类或图形类的构形要素，通过排列组合，用字形变化表达语音、语义的变化，视觉效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拼音文字不一样，它用字母记音，主要靠音位、音节的排列组合来表意，语言变化主要靠听觉效果。字母，形体简单，数量有限，只起记音符号的作用，视觉效果被降到最低。
　　拼音文字既然以声为主，当然强调以语控文，把文字当语言的附庸，把文字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
　　汉字不同，文字、语言并不对等。不但不对等，还脱离语言，超越语言，反客为主，君临口语之上，成为控制语言的东西。中国传统小学，文字学是排在前面，我们的音韵学，我们的训诂学，都是附丽于文字学。
　　文字跟符号、图画是什么关系
　　文字是符号。符号有很多种，外延比文字大。文字只是符号之一种。
　　这里所谓符号（sign、signal、mark、logotype）是指视觉符号。可视符号，从实际使用看，可以读，也可以不读，相对独立，跟今天的符号没什么两样。可读符号只是可视符号中的一种。
　　符号和图画有关，但不等于图画。图画，状物图形、抒情写意、供人观赏，跟符号的功能不一样。
　　符号和图画的根本区别，不在描摹工细还是抽象写意，而在其指代性，即符号是一种代码。代码有数字码，有符号码，有图形码，早期文字兼而有之。
　　郭沫若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符号分成两大系统：刻划符号和图形符号。前者以半坡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点线式的几何形符号；后者以大汶口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用线条勾勒的图形符号（这两类符号，不尽出于刻，也有用毛笔硬笔书写者）。他把这两类符号称为指事、象形两大系统，分别当作汉字的两个源头。他认为，商代有两种族徽，一种是“刻划系统的族徽”（包括今所谓“数字卦”），一种是“图形系统的族徽”。这两种“族徽”即源自陶器上的这两类符号。这种类型学的划分对裘锡圭有重要影响，但裘先生更看重的是图形符号。
　　文字并非符号之全部。文字出现前有符号，文字出现后也有符号，文字外有符号，文字内也有符号，文字本身就是由符号组成，文字本身就是符号。
　　我们不能说，所有符号都是文字，但也不能说，文字与符号毫无关系。这就像人与猿有别，人、猿分手后，人是人，猿是猿，你说人与猿不同，这是对的，但不能说人与猿毫无关系。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类人猿，上与猿，下与人都有关系。
　　汉字以形声字为主，形声字的形旁是符号，声旁也是符号。形符主形，以形别意，强调可视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声。声符主声，以声别意，强调可读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形。
　　声符和形符，其别不在于形，而在功能。声符多半与字义孳乳的连续性和同音假借的替代作用有关，形符多半起分类、区别和限定的作用。两者互为经纬。
　　他山之石和此山之玉
　　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古人叫厝，字亦作错。
　　现在讲汉字起源，学者多借鉴苏美尔、埃及、玛雅的古文字，立说于比较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进化分四阶段：陶符-陶筹-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受这一进化模式启发，有些学者认为，汉字的进化应与之相似，也是从陶符发展而来，所谓原始文字，主要功能是记数记名，不一定有固定读音，更没有固定的词序和文法，比如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就这么看。
　　葛英会认为，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记数符号是原始数字，记名符号是早期象形字，记数符号早于记名符号，汉字的发明可能与古人传说的结绳、契刻、筹策有关。此即所谓“先数后文”说。但另一方面，他强调说，通常所谓的几何形符号是象形符号或象形符号的抽象化，不应称为指事符号。他又把象形符号看作原始文字的主流。
　　现在，借鉴西亚模式，寻找王名表、习字表和簿书统计，似乎是探讨文字起源的几个主要途径。比较研究很重要，但不能代替汉字本身的研究。
　　陶符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不能混为一谈。它的历史也很长，即使晚近，粗瓷大碗、砖头瓦片上照样有之。现在主张陶符是原始文字者，意见并不统一。
　　事实上，陶符是个混沌。所谓原始文字，标准是什么，尺度宽一点还是窄一点，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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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在杨家湾遗址发现的陶器刻画符号 [保存到相册]

　　陶符的年代
　　来国龙、郑也夫批评语言中心主义，认为定义说和突变说不能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现在受上述模式启发，很多学者相信，殷墟文字之前肯定有一个准备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有各种推测。过去，陈梦家说，至少得上推五百年，即至少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贾湖遗址所出（约前6000年）最早，是否为原始文字，争议比较大。半坡遗址所出（约前4500年），裘锡圭叫甲类符号。大汶口遗址所出（约前2700-2500年），裘锡圭叫乙类符号。郭沫若认为，甲类符号早于乙类符号，是最早的文字。裘锡圭相反，认为甲类符号不是文字，乙类符号记名物，才更接近语言学家定义的文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曾一度把大汶口陶文的族名符号视为类似商代族徽的符号（1978年）。虽然后來他又放弃此说，认为两种符号都不是文字（1989年A、1993年）。他说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约在夏商之际（1978年）。他说的夏商之际，其实并非通常认为的夏商之际，而是约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中期（1989年A），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可见他是拿乙类符号作原始文字的下限，把成熟文字的出现放在这一时间后。
　　再晚，丁公遗址所出（约前2300-1800年）、龙虬庄遗址所出（约前2000年），属于广义的龙山时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城市遍地开花，开始出现成行成片的符号。很多人说，这些总该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锡圭说，这些符号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无法断定与作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关（1993年）。
　　中国人，心中往往有个潜台词，夏、商、周三代才是最早的文明。许宏把公元前2000年的“陶寺革命”视为中国文明的起点。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陶扁壶上有两个符号，引发种种猜测。很多人都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无论如何，中国应该有文字了。《史记》有夏世系，更加强了这类联想的信心。裘锡圭说，“夏代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这种改进为汉字在夏商之际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打下了基础。”（1978年）
　　商代，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文，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435-1412年。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这段时间很关键。问题是，研究这一段，目前还缺乏线索，前后关系并不清楚。
　　礼仪说和管理说
　　文字是干什么用的？向有二说，一说为了宗教礼仪，比如祭祀、祷告、占卜、祈禳；一说为了国家管理，比如财会收支、商贸往来、政令颁行、史事记载。
　　表面看，埃及的圣书体偏于前者，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偏于后者；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偏于前者，秦汉以来的汉字偏于后者。其实，各国文字差不多都有这两种功能，僧侣用它通神，官吏用它管理，都是为了统治百姓。文字跟国家权力分不开。
　　礼仪说，从宗教着眼，说文字主要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神看的，比如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展出的亚述石刻，本来文字朝里砌在墙上，从外边看，什么也看不见。它的文字就是写给神看的。
　　中国，甲骨文是占卜文字，当然是用来求取神喻。青铜器是礼器，也毫无问题。商周铜器，铭文多在内底，小口深腹的觚，不打光，朝里瞅，啥也看不见，拓时得拿个长长的镊子夹着很小的拓包，伸到里面拓，有人说，这肯定也是给神看的。
　　现在，罗泰强调礼仪，主张金文主要是写给神祖看的，属于宗教文书。波斯特盖特、汪涛、威尔金森、贝格利和王海成强调管理，认为古代书写材料的主体是简册一类软材料，甲骨文和金文是刻铸在硬材料上，前者易腐，早就烂掉，现在看不到。
　　其实，甲骨、金文只是商周文字的一部分。礼仪说和管理说只是各执一偏。
　　汉字和史官
　　上面提到，古人有“仓颉为黄帝史”一说，这个身份很重要。古人喜欢这么讲，主要是为了强调，文字和史官分不开。
　　史字，《说文》以为“从又持中”，或说此即“允执厥中”。但许慎所谓的这个中，和古文字的中不一样，中间不是圆圈，而是开口朝上的器物。其棍状物，有人说是简，有人说是笔。如果是简（只有一枚简），下面的器物可能是椟；如果是笔，下面的器物可能是砚。这个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者有各种猜测。
　　江永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把史与书联系在一起。中国所谓书，写字的行为叫书（书写），写下来的字叫书（文字），书于竹帛，成为阅读材料也叫书（竹书、帛书、纸书）。
　　王国维受他启发，作《释史》，说“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谓之“史”，“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字所以从中，自当为盛策之器”。王氏以中为盛策之器，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史与书有关，与识文断字（literacy）有关，这个判断没有错。
　　历代官府收藏的档案文书是本来意义上的书，即狭义的史书。诸子尊奉的经典，如儒墨盛称的三大经典，《诗》《书》《易》，即来自史官的典藏。诸子拿这些古书说事，对当代政治发议论，成为今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宝库，也是一种特殊的史书。后世的史书更是层出不穷。
　　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比，历史连贯史书多是一大特点，史官文化特别发达。
　　史官是干什么的
　　《国语·郑语》说，人类早期，家为巫史，巫史不分，后來绝地天通，通神要靠官，由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代表他们与神灵交通，就像早期民主发展出代议制，得由大富大贵代表老百姓。
　　西周金文，官分天地：天官叫大史寮，分祝、宗、卜、史，主要掌宗教事务；地官叫卿事寮，分司土、司马、司工，主要掌世俗管理。《周礼》六官是从天地二官分化。
　　史官本来与宗教活动有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悉贵族世系和他们的礼仪，还擅长占卜，跟西方的僧侣差不多，也是垄断宗教和垄断知识的人。但中国历史，大趋势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史官与祝、宗、卜日益疏远，逐渐向世俗管理靠拢，以记载政事、政务为职事。世俗管理的日常工作也靠书史支撑。
　　甲骨文，史与吏，吏与事，本来就是一个字。
　　士文化来自史文化。士文化发展为官文化。官者，管理人员之谓也。
　　中国的官文化特别发达。
　　秦汉以来，读书才能做官，写字跟做官有关。帝国的运行靠文官政治。
　　谁来书写
　　治大地域国家，主要靠书（抄写文件）与数（财会审计）。写字和计数是两种最基本的管理功能。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写字的人是什么人？他们是僧侣或奴隶吗？我说不是，中国写字，早期靠祝、宗、卜、史，特别是书史。
　　下面是几个例子：
　　1．师旂鼎：“引以告中史书。”
　　2．■鼎：“史留受（授）王令（命）书。”
　　3．■鼎：“史黹受（授）王令（命）书。”
　　4．颂鼎、颂簋、颂壶：“尹氏受（授）王令（命）书。”
　　5．格伯簋：“厥书史戠、武，立■成■”。
　　书史是史官中的下级官员，负责用简册记录政令和抄写文件，早期归作冊管。铜器铭文虽然不是书写主体（甲骨文也不是），但会转引这类记录。秦汉以來，这类小吏叫书吏或刀笔吏，明清也叫刑名师爷。书史类似今之所谓书记员，写字是基本功。文人士大夫，准备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都拿写字当看家本事。
　　许慎《说文解字序》引《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张家山274号墓出土的汉律是公元前186年以前的汉律，年代比《说文》引《尉律》应当更早。其中《史律》规定，学童十七岁学史、卜、祝，考试各有要求。史科习史书（《史籀》）十五篇，能读能写五千字，方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课其最者以为尚书卒史：卜科也学史书，能读能写三千字，并以卜书三千字测试其预测能力，卜九中七，方得为卜；祝科习祝书十四章，能背祝书七千字以上，方得为祝。
　　拼音文字，认字简单，难在文法。我国不一样，字是个顶个，至少要背几千字，才勉强够用。
　　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书，光靠书史抄不过来。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说，书史有罪，罚为史隶。史隶是抄书的犯人。隶书叫隶书，就是这么来的。
　　敦煌出土释道经卷，不是主流。市场上，有人代写书信，更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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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字的起源（多图）

中國文字是歷史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當今世界上年齡最大的文字，也是當今世界上應用人數最多的文字。中國文字在當今世界上的各種文字系統中是絕無僅有的表意系統的文字，按年齡計算，恐怕有四、五千歲了，因為遠在公元前十四世紀，它已經是相當發達的文字體系了。在地球上，只有幾種文字比中國文字早，最出名的是在另外兩個古老的文化策源地上出生的古埃及的聖書字和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和楔形文字，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已經很發達了，它們記錄了古埃及帝國、古代蘇末王朝、巴比倫王朝、古波斯王朝……的有聲有色的歷史故事。不過這兩種古老的文字，早在公元前後已經被埋在滾滾黃沙和斷垣殘壁之下了，是近代的考古學家的考古發掘才使它們重見天日的。它們都是歷史博物館裡的文字，是文字的化石了。中國文字是流傳到現代的唯一的歷史碩果，是文字中的最老的壽星。將四、五千年不曾間斷的中國文字的加以研究，對揭示文字的歷史及其發展規律有著特殊的意義。
中國文字的誕生，標誌著中國歷史由傳說時代進入信史時代。有文字即有文獻，有文獻則前人記錄和總結的歷史經驗，包括政冶經濟、生產技術、天文曆法、思想信仰、文化藝術等等，才得以直接傳給後人，並且一代代地積累和發展，大大地縮減了後人摸索經驗的過程。從此，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不再以萬年千年作為計程單位，而縮短為以百年十年作為計程單位，人類文明出現飛速發展的局面。可見，文字和文獻的出現，是人類社會步入文明的里程碑和新紀元。正如李學勤先生所指出的，「對中國文字起源的探討直接關係到找國古代文明何時開端這樣的重大課題」。（李學勸《古文字學初階》，中華書局，1985年，第15頁。）
關於中國文字的起源，一般認為包括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文字如何產生？二是什麼時候產生？不過裘先生認為這的提問，嚴格說起來，不很恰當。基本上，中國文字這類完全或基本上獨立創造的文字體系，它們的形成都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因此，關於漢字的起源，應該這樣提出問題：
? 漢字這一文字體系的形成過程開始於何時，結束於何時？
? 漢字是怎樣從最原始的文字逐步發展成為能夠完整地記錄語言的文字體系的？
裘先生認為第一個問題，即漢字形成過程的起訖時間問題，目前還沒有徹底解決的可能。而第二個問題，由於缺乏原始漢字的資料，目前還沒有可能復原漢字形成的具體過程，目前還無法討論。因此只能就第一個問題作一些很初步的討論。（參見《文字學概說》頁22）
不過在本講次中，我們仍然針對這個問題，把過去許多摸索和推測提出來給同學參考。
許慎《說文解字敘》說：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取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

許慎認為，在中國文字產生之前，曾有過一些過渡階段。起初是庖犧（伏羲）氏創作八卦符號用來表示「憲象」即反映客觀世界。其後有神農氏結繩記事，由於不能適應日益繁多的事物，巧飾作偽的事也逐漸萌生了。至黃帝的史官倉頡創造了書契文字，百官由此得到治理，萬民由此得到督察，這大約是由易卦中的夬卦得到的啟示。從八卦到結繩到書契，這種文字起源的模式雖不見得符合文字起源的客觀實際，但也並非毫不相關。下面分別加以討論。

5‧1 中國文字來源的各種說法

說中國文字是怎樣來的，其說種種不一。關於神賜說、聖人造字說、源於結繩、刻契說，在上一講中都介紹過了。這裡再要補充一下的。

5‧1‧1 畫卦說

課堂說明

5‧1‧2 結繩說

課堂說明

5‧1‧3 契刻說

5‧1‧4 倉頡造字說

Ö 課堂補充說明→中國文字是自源文字還是它源文字呢？

5‧2 中國文字起源的新探討

隨著文字學的深入研究和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歷史學等相關學科的新發展，對中國文字的起源又有了一些新的研究和新的探討。

5‧2‧1 資料的新發現（原始陶符）

自本世紀3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先後發現了我國原始社會時期遺留下的一些幾何形刻繪和一些象具體事物的圖形。如：
1954年在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上，刻有幾何形符號計27種：
（見《西安半坡》第197頁，圖141，又圖版167一171，文物出版社，1963年。）

圖一

半坡類型的這種陶符，還在陝西寶雞北首嶺、長安五樓、郃陽莘野、銅川李家溝和臨潼姜寨、零口、垣頭等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其中以姜寨遺址發現最多，計有38種：
（參見王志俊《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劃符號綜述》，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

圖二

略晚於仰韶文化的馬家窯文化，早在30年代就在甘肅的和政半山和青海的民和馬廠沿兩地出土的陶壺和陶罐上，發現有用顏料描繪的符號，曾收集有10種：
（見巴爾姆格倫《半山及馬廠隨葬陶器》，載《中國古生物志》丁種第3號第1冊，1934年。）

圖三

1974年在青海樂都柳灣馬家窯文化的墓地裡，發現在隨葬陶壺的腹部或底部有塗畫的符號，每件器物畫一個，共50種符號：
（見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反映的主要問題》，載《考古》1970年第6期。）

圖四

此外，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刻繪符號在龍山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遺址中也有發現：
1928年，在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三片刻有符號的陶片，計有兩種符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坡子崖》圖版16，1934年。）

圖五

1964年秋，在青島北郊白沙河南岸趙村的龍山文化遺址，採集到一些陶片，其中有一片帶有刻劃符號。（孫善德《青島市郊發現新石器時代和殷周遺址》，載《考古》1965年第9期。）

圖六

另在河北永年縣台口村的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一件陶罐上，也有一刻劃符號：（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永年縣台口村遺址發掘簡報》，載《考古》1962年第lZ期。）

圖七

1960年至1961年，相繼在上海馬橋、青浦崧澤兩處發現的崧澤文化遺址中，上海馬橋出土陶符4種：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馬橋遺址第1、2次發掘》，載《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圖八

青浦崧澤出土陶符4種：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市青浦縣崧澤遺址的試掘》，載《考古學報》1962年第2期。）

圖九

1936年在浙江餘杭良渚鎮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器上，
計有9種刻劃符號：
（施昕更《良渚》，西湖博物館，1938年。）

圖十

在距今約4500年，早於龍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裡，出土的象形符號，更引起人們的注意。據已發表的材料，在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發現了4個（下引前4形），又在渚城前寨遺址發現了一個殘缺的（下引第5形）：
（見山東省文物管理處等《大汶口》第117一118，文物出版社1974年。又《文物》1974年第1期第75頁。）

圖十一

5‧2‧2 學者的新探討

&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載《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後收入《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
& 于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載《考古》1973年第2期。
& 唐蘭《關於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載《文物》1975年笫7期。
& 于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載《考古》1973年第2期。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24一25頁，商務印書館，1988年。
&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第17一27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
& 王志俊《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劃符號綜述》，《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
& 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考古學報》1981年第l期，第23頁。）
& 李學勤《古文字學初階》，第18頁。
以上諸說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前一類把陶器刻符視為早期中國文字，後一類把它們視為對中國文字產生有一定影響的符號，但並不視為文字。

5‧2‧3 文獻的產生與中國文字的起源

《尚書‧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冊有與，殷革夏命。」

1 商湯之前的夏代，是否也有文獻和文字呢？
& 于省吾《釋自上甲六示的廟號以及我國成文歷史的開始》，
《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年，第193-198頁。
& 李先登《夏代有文字嗎》一文，載《文史知識》1985年第7期

5‧2‧4 中國文字起源於原始圖畫

5‧3 漢族周圍民族的岩畫與圖畫文字

5‧4 中國文字源於古圖畫文字的推測

**在新石器時代，遺留在中原地區地下的較早的文化，考古學家稱它為「仰韶文化」，這是由最早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這種文化而得名的。據碳14（C14）年代的測定，這種文化據今約7000?000年，分布集中於渭水流域、汾河流域和豫西一帶。半坡、姜寨等是其典型遺址。在這類遺址出土的彩陶上發現了各種各樣的刻劃符號，它們都刻在彩陶缽的口沿上（圖廿六）。（見石興邦《半坡氏族公社》，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些符號刻劃規整，形狀、大小、所在部位都有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