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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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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朱小棣《闲书闲话》有感

读朱小棣《闲书闲话》有感
 
毕诚  2010/4/9




朱小棣 (記者李靜雯/攝影)


闲书闲话
  去年暑假,最受我尊敬的良师朱小蔓教授送给我一本《闲书闲话》。这本“闲书”,是作者朱小棣五十岁后以文学为基础的美学论著,文辞极美,但寓意晦涩艰深,一些平常话在这本书里却有了另一番意味。刚开始,似儿时读《红楼梦》前两回,云里雾里,只好胡乱翻了几页就放在书架之上。近日无事,从书架上取下这本《闲书闲话》。哪知心静之后,一口气从早上读到子夜,回味无穷。
  久闻朱小棣先生大名,至今尚未谋面,但进入书中,觉得此君好生面熟,而且似乎神交已久。掩卷遐思,不禁想起宋人吴文英的一首绝妙好词《点绛唇·试灯夜初晴》。词云:“卷尽愁云,素娥临夜新梳洗。暗尘不起,酥润林波地。辇地重来,仿佛灯前事。清如水,小楼熏香,春梦笙歌里。”读此书,发现作者也有如此怀旧情怀,不同的是这个眷恋的佳人是中国,是生他养他的南京。
  朱小棣出生于南京一家颇有声望的书香门第。1987年自费留学并移居美国,现在哈佛大学做高级研究员。这本《闲书闲话》在中国出版,论书品人,尽管多半是述评近百年中国文坛的城南旧事,但其语言之美,构思之奇,大中见微,见微知著,加之善用冷幽默,使个中情理真真切切、明明白白,主题似乎隐隐约约,主线却十分明晰。该书没有一句时尚流行的媚俗和奉承,但活脱脱地展现出一个大才子超然世外、物我两忘的才气,高雅与孤傲。字里行间,忧伤与怀旧参半,洋溢着人生智慧,传递着学者良知。时而让我拍案称奇,美哉、雅哉!
  《闲书闲话》倾向唯美,注重写作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着力表达一种哲学意义的个人情绪,或称生命情态。朱小棣在书中借他人之口说“许多弄哲学的缺少文学的趣味或兴趣,而搞文学的又常缺乏哲学的兴趣和修养却自以为是地高谈哲学。”而《闲书闲话》,这本厚重的著作,是作者用深邃的人生经验写成,其论闲书、说闲话,与其说在展示20世纪中国文坛一代代风云人物,不如说是在揭示他们背后的人生哲学。阅读每篇,反复玩味,让人遐想联翩。
  朱小棣看待梁实秋是客观的。说他年轻时卷入政治和文坛是非,有无意的,也有成心的。如“成心地卷入与鲁迅打笔仗,以一个小青年之身,竟敢与文坛寨主论战。以今日西方某汉学家的看法,这场笔仗是鲁迅得胜,但不是他有理,而是他的文笔比较犀利。”梁实秋自己说:“从前我只知道言论自由的重要,后来才知道不说话的自由更重要”,“了解一个作家,要看他写些什么,也要看他不写些什么,他逃避什么。”对于梁实秋的晚景,朱小棣颇为同情。他说,梁实秋作为一个美食家,年轻时享尽口福,但在晚年因为患糖尿病,哪怕是吃炸酱面,碗中三分之二都是绿豆芽黄瓜丝,剩下只有十根八根面条埋在下面充饥。“如此说来,这不能再继续追求精华美味而只好讲求务实保养的梁实秋,其一生可称为是另一种春华秋实”。不说别的,仅论美食得失,就点破了梁实秋一生的命运。
朱小棣盛赞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却又提及他在访问法国期间依然坚持要上中国餐馆,并说不正宗的中餐也比正宗的西餐好吃。“由此可见,他还只是一个小巷深处的美食家,离吃遍天下还有相当距离。而作为小说家的陆文夫,又何尝不受到这种小巷深处狭隘观念的局限呢?”单独看,好像是说一个陆文夫,其实又何尝不是说中国的文学家?美食大门敞开,而中国学者偏爱中餐,这种狭隘性不也是局限着中国学者对精神美食的品评吗?真是入木三分!
  我很欣赏朱小棣敢于揭示中国学者的人格缺陷,如在《读邵燕祥自述》中这样记叙这位老一辈知识分子。“饶有兴味的是,作为诗人的邵燕祥由于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的错误而被人迫害了小半辈子,却仍然承认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在毛去世的当天买下一本《毛泽东诗词》以存个‘念想儿’。这大概就是诗人或文人气质。”仅就这一件小事,“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悲哀已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对于海外的汉学家,朱小棣坚持客观与平视的角度。如,对于大名鼎鼎的杜维明,他借美学家王元化之口说:“杜在美籍华裔学者中,社会活动较多,在适应环境方面亦较灵活。为在新环境中立足并传播自己之学,往往从策略性出发修饰措辞或作某些思想调整。这种灵活性究竟是好是坏,颇值得研究。倘为了适应环境而伤害原则性则是不妥的。”我对王元化先生的观点也颇有同感,但我更钦佩朱小棣善用他山之石的艺术,使得他人一句漫不经心的语言,非但成为一种“闲话”,而且是画龙点睛的绝妙好词。
  从唯美主义观点从发,强调一本好书要给予读者美感经验,而非单纯的知识。他说:“一旦书里找到了知音和知己,最不堪忍受的尴尬与痛苦就是,忽然间在同一个人的声音里听到意想不到的颤音、杂音,以及一切不和谐的旋律。”学者著述和做人是统一的,要有骨气,品藻,不能见利忘义,在回首审视自己一生时留下失言的遗憾。人和文章都要经得住时间检验,他在品评一些文章时颇有感慨地说:“这类看似与时俱进的文字恰是最容易被历史所淘汰的,反倒是那些没有时间性,甚至看上去有些陈旧、古董、落伍的文章,往往还能经得起岁月的冲刷洗涤,把余辉洒向新一代、下一代的心田。”从这些文字中,我读到这位才子的良知和责任。
  我不知道朱小棣是否读过刘邵的《人物志》和曾国藩的《冰鉴》,观其考量人物的胸襟、性格、思想和思维特点,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闲书闲话》极力从一些典型人物的思想轨迹中和生活的细枝末节处探寻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品质和性格特征,旨在向世人报告在中国存在着这样一种独特的生命形态。在学术倾向性上,他非常赞赏王国维、鲁迅、钱穆一类人物,以为他们做人做学问具有大智慧。他希冀大陆学者要做留得住、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学问,多说真话。一个人哪怕是因“环境所迫、历史局限”说了很多假话,写了些应景文章,如能退出假话连篇的舞台学着说真话,也是可以“立地成佛”的,就是不要一辈子说假话。这些警世箴言,无疑如芒刺在背!
  在《百年风流浪淘尽,万绿丛中几点红》中,朱小棣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衰落表示忧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大浪淘沙,中国白话散文就只剩下这点不多的黄金。虽然更好的选本当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美文,只恐怕也是多乎哉、不多也。例如,后来我又去翻看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的《百家散文名作鉴赏》,100篇中让我动心的精品也是屈指可数。曾经盛极一时的散文百花园里只剩下万绿丛中几点红,焉能不叫人有些伤感。”
  文盛在于气盛,文衰在于气丧。文人贵在坚持真理,匡扶正义,气节高扬则百花齐放。文人人性之丑陋、愚蠢莫过于在大是大非面前出卖良心,伤风败俗。朱小棣在写黄裳的《“旧友”成“新知”》一文中写道:“各种棍子打上门来,围剿一阵之后,由冯雪峰写了结论性的批判文章,‘并在电台上向全国广播。终于在共和国建国之初,宣布了鲁迅式杂文的死刑。’颇耐人寻味的是,新中国成立伊始,鲁迅的学生便这样‘回过头来向鲁迅背上捅了一刀。此中玄机,我至今还参详不透’(黄裳语)。是啊,这是文人自保,还是诚心革命?自告奋勇,还是上级指令?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与现实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剪不断、理还乱。”这些话无疑是告诫人们,作为一个学者应该有崇高的政治情怀,忧国忧民而不忧己,故做人要有气节。只要丧失气节,即使曾是上流学者,马上就会变成下流,世人不齿。
  掩卷之余,我钦佩朱小棣的超常智慧与才华,更崇尚他的真诚和胆识,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字成就绝非一般学者可以匹敌。但是,他毕竟是在中国大陆长大,尤其是那场“文革”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故而一种貌似吴文英式的离恨悲情,就像是非常美妙的乐章里掺合进一种不和谐之音,时而跃然,让人有一种为之说不出的心疼和遗憾。
来源:中国教师报
http://www.bbtpress.com/asp/presssp.asp?id=2329

人物简介

    朱小棣,生于1958年,海外知名双语作家,作品有《红屋三十年》《新狄公案》《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等。
    朱小棣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学的专业、后来的工作都与写作无关,却凭借一手好文笔征服欧美文坛,他的中文随笔集也陆续在国内出版,可谓墙外开花两面香。“忙里偷闲读书写作,无非性格命运所致。命运没把我安排在风口浪尖的哨位,个性又让我不甘寂寞沉沦,便只好以书为伴”。采访中,他淡淡说道。
    不想让美国读者误读中国
    这次回国,朱小棣是为了出版父亲的画传。他的父亲朱启銮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到南京从事情报工作,称得上是南京秘密战线的开拓者。解放南京前夕,他曾冒险渡江,亲手把长江军事部署图送交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
    不止是父亲,朱小棣的长辈中,为革命打拼的不在少数。他的二叔曾是胡耀邦的部下;三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委;姑姑和姑父曾是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演剧队骨干。
    1987年,朱小棣刚到美国,一位华人女士所写的“文革”回忆录出版,媒体广为议论。有一天,朱小棣在报纸上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说这本书好极了,只是尚有一点不明:为何这位资本家太太1949年之后能养尊处优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66年才被抄家?朱小棣一下子明白了,美国读者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过程,不知道中国革命都有哪些磨难,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灾难的。“如果我把我们家庭的故事写出来,会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于是便有了朱小棣的英文处女作:《红屋三十年》。
    这本书写的是朱小棣出国前30年的经历和见闻,通过他们一家,尤其是父辈们的生活,展示中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史。出版后,立刻引起热议,还入选了“杰出学术图书”。远在欧洲的韩素音女士也特意给他写了封贺信,认为这是“最为全面客观书写这一段历史的书籍”。
    挖掘狄仁杰的内心
    接下来用英文写狄仁杰,对朱小棣来说,“是想继续描绘中国的文化土壤、生存形态”。
    20世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著有系列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让狄仁杰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朱小棣续写狄仁杰时,也像高罗佩那样,先去《棠阴比事》等古代典籍里找案例,“一看,才知道大部分好改的案子都被高罗佩写完了。只有一个涉及字谜的案件,他没把字谜转换成英文。我尝试了几十遍,终于用英语写成”。
    在朱小棣眼里,高罗佩是学养极深的汉学家,“他能写旧体诗与于右任等人唱和,岂是我辈能比。写完后我才发现,他所描绘的服饰,还真是符合沈从文先生的考据,推翻了其他一些学者的结论”。
    而从创新上来说,朱小棣觉得自己是“力图在高罗佩已经成功塑造的狄仁杰身上,挖掘开拓其内心世界”。因此,他着力刻画狄仁杰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夫人、下属、同僚、上司的关系。一字一句中,把一位喜食臭豆腐、爱饮茶养性的狄公展现于读者面前,不正襟危坐,不树碑立传。
    这本《新狄公案》被翻译成法文出版后,获得了法国历史侦探小说大奖第四名。
    文学于我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美国一家出版社曾做过一本名家选集,题为《母亲》,只有一名华人入选,她就是《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后来做续集《父亲》时,也只有一位华人入选,就是朱小棣。和他一起入选的作者里,有在美国赫赫有名的约翰·厄普代克、《阿甘正传》的小说原作者温斯顿·葛鲁姆等24位。 
    身为华人作家,朱小棣对同行与自己都有很清醒的认识:“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走红,恰恰是因为她能够同时用纯正英语(她自己的)和蹩脚英语(她母亲的)交织在一起写作,读来别有意趣。而哈金(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代表作《等待》)能够得到青睐的一大原因,则是他的英语中机智地保留了许多中文元素,凡是懂中文的人都能够看出其出处,忍俊不禁,西方读者则在其晓畅英文中偶遇中文元素,大饱眼福。而我在努力学习英文的同时,一直在努力甩掉中文羁绊,尽管写成流畅英语,却再无语言特色可言。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尴尬吧。” 
    朱小棣没有书房,至今“蜗居”斗室,卧室内一张小小书桌,他觉得“也足矣”。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算得上是他的书房。他看书口味独特,喜欢冷僻的,很少碰风口浪尖上的畅销书。他曾说自己与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才散文作家梁遇春很相投:“年轻时最让我动心的一面,是他懒得上课,懒得起床。他说自己脑子里所有那些聪明的想头、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懒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这种闲适散淡,成了朱小棣读书时的一贯风格。但同时,他也会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闲书闲话》《闲读近乎勇》等一系列以“闲”命名的随笔集,就是他近年来的成就。 
    朱小棣说:“写作本身,往往是在喃喃自语。每句话都是一边在心里念,一边用手敲击键盘写出来。”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朱小棣,说他的写作,“并非想用独特的东方故事融入美国社会,而是因为有些难以融入,所以希望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我本来也未必有多少乡愁,父母均已过世。读书写作,反倒勾起几多对故乡的思念”。
    无论是自传、小说还是随笔,无论是用英语还是中文,朱小棣的写作肯定都并非单纯的文学尝试,而是写文化、写中国。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儿时看鲁迅起,文学于我就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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