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苗力田:来历不明的亚里士多德著作
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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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力田:来历不明的亚里士多德著作

苗力田:来历不明的亚里士多德著作 点击:253  作者:苗力田    来源:“ 何新文史”  发布时间:2019-03-26 11:05:49

【何新按语】


  本文是已故著名翻译家、西方哲学史专家、苗力田教授所写,摘录于他所译著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出版序言。


  本文极其有意思而耐人寻味地明确指出——西方哲学中署名为“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全部著作真实来历不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谓亚里士多德著作,都是中世纪晚期才在欧洲出现的。我们关于这些著作的来源,所知道的其实都仅仅是传说而已。


  而苗力田先生是中国最权威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翻译者以及希腊哲学史家。




苗力田先生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究竟从哪里来的?




  根据传说,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殁后,吕克昂由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和朋友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os)主持。后者在公元前288年逝世前,把藏于吕克昂的亚里士多德和自己的稿本托付于同事斯开普斯(Skepsis)的纳留斯(Neleus),由纳留斯带回他小亚细亚的故乡,公开展览,任人抄传。


  后来珀加蒙王国的君主,为自己的图书馆向民间征集书籍,为了避免被征用,这批稿本就被藏于斯开普斯的地窖中,一直沉睡了百余年,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发掘出来,被卖给了台奥斯的哲学家阿柏里康(Apellikon)重新带回雅典。




  公元前86年苏拉攻占了雅典,把这批书稿劫到罗马,后来又转手到文法学家提兰尼奥(Tyrannion)手中,准备编辑抄传。但经两个世纪岁月的腐蚀,播迁散乱,这批稿子已经面目全非,又加上誊抄手文化不高、讹误百出,所以稿件的内容次序、写作先后完全不可辨认。


  直到罗马吕克昂第十一任主持、罗得斯岛的安德罗尼珂(Andronicus)收藏了它,并重新加以编辑,这大概是公元前60年左右的事情。


  在当时,安德罗尼珂已经无法查清这些著作的写作年代,只能用当时流行的分类归纳法,把它们按内容排比在一处。


  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说来虽也凄婉动听,但总难免启人疑窦。


  因为,吕克昂在当时已是古代西方文明世界国际性的学术机构,自亚里士多德后已存续了250余年,很难想象在各地的学院里连创建者的一份手稿也无保存,更难想象漫步派的门徒们让其开山祖的典籍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形式次序和每篇的标题,都应归功于安德罗尼珂,这已是人所公认的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安德罗尼珂所编定的《全集》后来也失散了,甚至连一份目录也不曾保存下来。至少也可以断言,第欧根尼拉尔修没能够见到这份目录,若不然我们就会从保存下来的第氏目录中,更多见到我们今日所见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标题。特别是那些主要著作的标题,如《物理学》、《形而上学》等。


  实际上,公元后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帝国战乱频仍、社会腐败,希腊哲学的智慧火花已濒于熄灭。学者们纷纷带着他们的典籍移居较安定的东方,继续自己的事业。于是新兴的基督教就来填补这一精神空位。


  基督教是一个以信仰为基础的、排他性很强的宗教,它和把求知看作是人的本性的希腊哲学针锋相对。特别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宣布为罗马帝国国教,对世俗的希腊哲学加强限制,终于在公元529年查士丁尼下令封闭了全部非基督教的学校,希腊哲学在西方失去了最后的存身之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几乎不再为人所知。


  除了在公元6世纪初,罗马的一位学者和政治家波埃修(Boethius)把《范畴篇》、《解释篇》等几个短篇译为拉丁语之外,直到12世纪初600年间,就没有迹象表明,拉丁语世界还接触过其他亚里士多德著作。


  12世纪之后,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西方人士通过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洛依(Averroes)重新见到了亚里士多德著作,并从希伯来语转译为拉丁语。大约在1255到1278年,绝大部分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已有拉丁文本。


  不过,在这一时期由佛兰德翻译家莫依贝克(Moerbecke)所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拉丁文本中,还有一半是从阿拉伯文转译过来的。


  在14世纪末年,出版家阿尔杜斯曼努修(Aldus Manutius)出版了几乎是全部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本文,不过其中的《论诗》直到公元1500年实际上尚不为西方学术界所知。


何新:子虚乌有的安德罗尼柯




  亚里士多德是距今2000年前一位名震天下的“古希腊”哲学巨人,据说他留下了无所不包的哲学、逻辑学和科学著作。那么


  今天所知的被署名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总数大约47种,其中的著名著作包括:《工具论》,讨论逻辑问题;《形而上学》,讨论抽象的一般哲学问题;《物理学》、《论天》、《论生灭》、《论灵魂》,讨论自然哲学问题;《尼各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欧德谟伦理学》,讨论道德伦理问题。此外,还有《政治学》、《修辞学》、《诗学》以及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著作。


  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科学史以及文化史上,亚里士多德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广泛而又重要的影


  据说,亚里士多德的一切著作都是来自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希腊罗德岛的哲学家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 of Rhodes) 。那么他又是谁呢?遍查西方百科全书和哲学史资料,关于这位如此重要而伟大的人物,我们却找不到任何具体介绍,只有以下三行字:


  “安德罗尼柯,古希腊哲学家,属逍遥学派。生于罗得岛。后定居罗马。”


  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后,其侄子带着他的一些主要著作去了小亚细亚的塞普西斯,在那里把它们封存在一个洞穴里,据说封存了两百年,之后被转移到罗马,交给了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吕克昂学园最后的领袖——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 of Rhodes)。公元前60年,安德罗尼柯根据主题将这些著作加以编辑、分类。”


  “安德罗尼柯主要的功绩是引起人们对被长期忽视的亚里士多德和德奥佛拉斯多斯的著作的注意,以精心编定、注释、出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名。他撰写了不下于5卷的有关亚里士多德著作编排的论著,讨论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内容以及真伪、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和遗嘱的抄本等。


  约在公元前40年编定亚里士多德著作集。以后就任逍遥学派吕克昂的第11任校长。”


  一位完全不知道生于何年、死于何年的传说人物,却被西方学界言之凿凿地断定他在公元前40年编撰了亚里士多德全集,并且担任过什么校长——根据是什么?


  安德罗尼柯其人,真地存在吗?如果存在,那么请给我们一个可信的证据!


  无独有偶,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传记传说,据说出自一个名叫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人物。他写了一部名著《哲人言行录》:


  “第欧根尼·拉尔修(Διογνη Λαρτιο),罗马帝国时代作家,约活跃于3世纪,其名字暗示他生于奇里乞亚,生平不详。《哲人言行录》(Βοι και γνμαι των εν φιλοσοφα ευδοκιμησντων)的编纂者。”


  关于这个人,只能知道这么多,其实这也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


  但是这个生平不详的人据说留下一部来历不明的哲学史《哲人言行录》,这就是传说中的希腊思想的基本史料。


【苗力田教授简历】


  苗力田先生(1917—2000年5月28日),著名希腊哲学翻译家,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教育家,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44年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1950年代后从事西方哲学教学研究50多年。


  苗力田先生通古希腊语、英语、德语、俄语以及拉丁语。在广泛深入研读原文原著的基础上,研究希腊哲学、德国哲学、俄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卓有成就。译著包括《〈尼各马可伦理学〉札记》、《〈形而上学〉笺注》以及《亚里士多德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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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三: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

历史唯物主义者31分钟前

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又名阿萨息斯王朝或安息帝国,是亚洲西部伊朗地区古典时期的奴隶制帝国。

帕提亚帝国建于公元前247年,开国君主为阿尔撒息。公元226年被萨珊波斯代替。全盛时期的安息帝国疆域北达小亚细亚东南的幼发拉底河,东抵阿姆河。安息帝国位于罗马帝国与汉朝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上,成为了商贸中心,与汉朝、罗马、贵霜帝国并列为当时亚欧四大强国之一。

生民无疆最大的问题是对史料故意歪曲外加选择性挑选,没有讨论的必要。

原帖:http://www.cssn.cn/sjs/sjs_sjgdzgs/201902/t20190220_4833265.shtml

搜狐上有完整版:http://m.sohu.com/a/286591266_501394

    作为东西方古典世界的两极,古代的希腊和中国虽无直接的文化交往,但在历史时期却通过中介族群的传递作用确立了间接的文化交往关系。本文以帕提亚为对象,结合中外古典文献和近些年所见考古材料,并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说明在汉代中国与帕提亚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希腊化文化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一、文献所记汉代中国—帕提亚交往与希腊化文化信息的入华

  帕提亚帝国崛起于希腊化世界各文明相互交融的大时代,且又长期处于希腊化文化的浸润之下,希腊化是其一个明显的特征。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张骞凿空和汉与帕提亚外交关系确立,汉代的中国人便逐渐跨入希腊化世界的门槛,希腊化文化信息亦随之传入中国。根据汉籍的相关记载,在汉与帕提亚的相互交往中,传入汉地的希腊化信息大致有如下几类。

  1.钱币。从司马迁到班固,汉代中国不仅如实地记载了帕提亚钱币的希腊化特征,而且还及时地记录了帕提亚历史发展的具体细节。此外,班固言“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也说明钱币正反面人物为夫妻关系,这可与约瑟夫所记弗拉阿塔克斯与其母穆萨祸乱朝纲的事实相互印证。





  2.物产风俗。伴随着通使往来的频繁,希腊化世界东部地区的物产亦随之东来。研究者常举葡萄和苜蓿为例来说明问题。两汉史籍皆言大宛、乌弋山离和帕提亚有“蒲陶酒”,其原料即蒲陶。因此,两汉时期葡萄种植极可能是从帕提亚或其周边地区引入中原地区的。此外,希腊化亚洲产良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3.神话故事。希腊的一些神话故事也被带到了汉代中国人观念中。《后汉书·西域传》和《晋书·四夷传》关于甘英西使大秦行至帕提亚西界时所听闻的故事,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

  4.书写。希腊化世界普遍的书写方式也通过帕提亚传入了中国。《史记·大宛列传》说帕提亚“画革旁行以为书记”。《汉书·西域传》亦有此言。服虔曰:“横行为书记也。”师古曰:“今西方胡国及南方林邑之徒,书皆横行,不直下也。革为皮之不柔者。” 汉籍寥寥数语,却较为准确地传达了此类信息。

  帕提亚是希腊化时代后期崛起于希腊化世界的国家,也是两汉时期汉与罗马丝路沿途中的“最大国”。正是通过这个中介,希腊化世界的很多文化信息逐渐传递到了汉代的中国。司马迁、班固以及范晔等人关于希腊化亚洲世界的诸方面记载,不仅与古典作家的某些记载吻合,而且也逐步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二、考古所见汉代中国与帕提亚的交流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国内陆续发掘的汉墓遗址中时有带域外文化风格的器物出土。这些发现不仅佐证了两汉文献关于帕提亚通汉的记载,而且也补充和丰富了以往研究汉与帕提亚丝路关系存在的不足。

  1.青海大通银壶。该银壶独特之处在于,其口沿、腹部和底部分别装饰有波浪纹、卷草纹和雉堞纹。就其艺术渊源,学界大多数意见仍倾向于帕提亚说。银壶虽出土于匈奴墓中,但在该墓附近同一时期的汉墓中,还出土了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驼钮铜印,即说明该墓主人系匈奴人,此地时已归辖于汉。因此,将银壶归于帕提亚与汉中国交往关系的物证,亦可说通。





  2.凸瓣纹银盒。出土于广州象岗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墓。现在看来,作为东西文化交流见证的银盒应属舶来品,其伊朗渊源说应该较为可靠。因为此类银盒出土的年代,往往都在西汉早、中期,即都属于汉与帕提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流入中国的实物。因此,在汉与帕提亚确立官方交往之前,汉代中国显然早已与帕提亚时期的伊朗存在文化交流的迹象。

  3.广西寮尾陶壶。出土于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总的来看,认定该陶壶属于自海路东来的帕提亚舶来品应该是成立的。

  综上所论,我们可做以下总结和补充:

  第一,以上三类物证,就其艺术风格论,大部分皆属于帕提亚时期的器物。其中可以肯定的是,青海大通银壶应该是从北方陆路传入的。

  第二,凸瓣纹银盒出土墓葬的年代约为战国末年至汉初,其地点“既多毗邻沿海,又相距广远”。这表明在汉帝国依陆路正式通帕提亚以前,民间或地方已存在由海路通帕提亚的可能性。





  第三,学界对于南越王墓银盒的舶来路线问题争议较多,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从海路传入,但仍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从陆路传入。不过,广西寮尾陶壶的发现似乎进一步支持了南越王墓银盒借由海路传入的可能性。

  第四,以上物证的入华,虽不能排除其中的一两件存在“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可能性,但不一定皆通过“转送”而来。所以,张骞西使以前,汉代中国与帕提亚极可能已存在直接的交往关系。

  第五,现结合考古物证来看,帕提亚与汉代中国海路关系的存在,不仅早有文献可作推测,而且也越来越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

  三、汉代中国—帕提亚交往与汉代艺术中的希腊化文化因素

  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时发掘出土两汉时期带有希腊化文化特征的考古实物。这些实物有的具有典型的希腊文化特征,有的则表现出希腊化亚洲普遍流行的艺术风格。古典希腊和中国分处欧亚大陆两端,正是当道于丝路要冲的“希腊化亚洲”国家铺就了双方联系的桥梁。与汉代中国建立直接外交关系的西域“最大国”帕提亚为例,从相关考古实物出发,对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1.汉代有翼神兽。汉代有翼神兽的出现,与希腊化时期帕提亚帝国普遍流行的格里芬(Griffin)观念密切相关。汉通帕提亚后,汉代的石刻艺术中才普遍出现天禄、辟邪等有翼神兽的造型。这样看来,两汉时期艺术造型中有翼神兽和希腊装饰纹样的出现,显然是汉通帕提亚后,受希腊化文化影响至深的帕提亚艺术东渐的直接结果。

  2.和田人首牛头莱通。就文化渊源和艺术造型而言,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的人首牛头莱通,应源于帕提亚时期西亚地区普遍流行的艺术式样,而帕提亚时期人首牛头莱通的出现无疑是希腊化时期这一艺术融合潮流的继续和延伸。约特干在两汉时期为和田国的重要城市,为丝路南道的必经之地,张骞两次西使皆经过和田。因此,可认为和田出土的人首牛头莱通应该是带有希腊化特征的帕提亚人首牛头莱通进一步影响汉魏中国造型艺术的有力实证。

  3. 山普拉马人彩色壁挂。壁挂中的马人形象应系希腊神话中的喀戎无疑,且该壁挂所反映的文化主题应与希腊化中亚地区流行的文化大有关联。山普拉马人壁挂显然属于帕提亚时期西亚和中亚地区普遍流行的织物式样。而就其所体现的文化要素而言,马人吹长笛的形象在希腊罗马造型艺术中较为常见,站立的武士及其装束则又体现出其中亚身份和草原游牧民的属性。帕提亚人长期受希腊文化浸染,且本身又具有游牧民族的文化渊源,要说该壁挂出于帕提亚帝国的艺术家之手亦无不可。该马人壁挂在山普拉的出土,不仅反映了爱希腊的帕提亚对汉王朝边疆地区文化艺术的影响,而且也说明了汉代中国与帕提亚在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考古材料已说明前张骞时代的中国与帕提亚已存在交往关系。帕提亚时期希腊化文化因素的入华,是丝路初兴阶段内陆欧亚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在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构成的两极贸易体系中,帕提亚籍其地缘优势,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在汉代中国与“爱希腊”的帕提亚相互交往的300多年里,帕提亚本土的文化因素与帕提亚艺术中所混杂的希腊化文化因素亦逐渐地越过葱岭,东渐入华,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汉代中国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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